劳伦斯·克雷明的教育史学认识论述评

本文从教育史认识的本性问题、是否存在客观的教育史和教育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关系三个方面来阐释劳伦斯.克雷明的教育史学认识论。在克雷明的教育史学认识论文本中,教育史研究显然被视作了一种意义体系。在这个意义体系内,主体与主体的关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二人世界或者多人世界,而是以他们共同拥有的客体世界为前提的。这个客体世界即为当下的教育状况,它是一个网状物,是主体无法超越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主体间相互理解和交流的信息平台。

梁启超史学认识论之探析

梁启超史学认识论之探析王健史学认识论一般可以归纳为这样两个问题：历史学是什么？历史学的主客体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研究梁启超的史学认识论，也不妨从这两个问题入手．历史学是什么？这是一个涉及面极广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比较完整的回答，应当包括历史学...

梁启超史学认识论略述

梁启超是中国新史学的奠基者,其史学认识论是其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部分,本文从其史学代表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梳理出梁启超关于史学思想认识论的论述,探讨其史学认识论的内容和特点。

历史学家与历史认识主体

本文认为历史学家与历史认识主体是不同学科的不同概念，二者既相联系又相区别。历史学家是历史认识主体构成中的特殊成份。澄清二者之关系，可促进我们的历史研究，可开阔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的视野。

史学受众与教育史学

史学受众具有自我和他者两个面向,求真与致用两个维度。史学受众的问题实际上是史学认识论批判的内容。从受众的角度来看,教育史学的危机可以转换成一个受众流失的问题。教育史学应从内、外两个路径寻找受众,以摆脱危机,走出困境。

史学受众与教育史学

历史的故事性内含了史学的受众维度。史学受众具有自我和他者两个面向、求真与致用两层维度。史学受众的问题实际上是史学认识论批判的内容。从史学受众视角出发,可以发现教育史学的危机可以转换成一个受众流失的问题。教育史学可以从内外两方路向寻找受众,以摆脱危机走出困境。

史学家的技艺——读《为历史学辩护》有感

《为历史学辩护》是马克·布洛赫治史心得的体现,它对常常迷惑和误解很多历史学家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感想,如对史学存在和价值问题,史学认识方法论的问题以及史料的认识问题,而对于年轻史学家而言,它更能启发他们对于历史学这门学科的思考。

试论延安时期的史学理论建设

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史学研究,开拓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而从史学本体论、认识论及方法论的建设角度分析延安时期史学家的思想及著作,挖掘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表现,以及延安时期的史学理论建设的积极作用和对建国后产生的影响,有助于对延安时期的史学理论建设系统的认识。

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及其方法论

后现代主义是影响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乃至文化的重要理论思潮 ,到 2 0世纪 90年代据称已取得文化霸权。探讨后现代主义作为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内涵 ,包括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批判 ,后现代主义关于历史及历史著述的本质、解读文本到构建新的历史叙述的方法及其意义等 ,可以看到后现代主义带来的一些新颖而深刻的观念 。

史学批评学论纲

史学批评学论纲雷戈一、史学批评对史学结构所起到的变革所谓“史学结构”就是指史学本身由哪些部分组成，即史学内部的构造机制。一般说，习惯的看法是：历史学包含有三大块，一块是文献学，即是对史料的整理、考订、研究，它包括各种基础性、技术性的专业和工作，如目录...

教育史学家主体性的发挥——兼论劳伦斯·克雷明的教育史学观

克雷明教育史编撰之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动机表明,教育史学家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也从反面证实,我们平常所接受的教育史文本,只是多种可能性中可选择的一种。教育史研究需要抛弃二元对立的视野,更需要打破学科壁垒,扩展认识视野,丰富史学内涵,扩大受众数量,甚或修正我们的教育史认识。

范式转移与继往开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一百年

100年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萌生时期(20世纪20年代)、文献学时期(20世纪30-50年代)、意识形态化时期(20世纪60-80年代中期)、唯物史观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会通时期(21世纪以来);四个范式:文献学范式、意识形态范式、唯物史观范式、社会史范式。纵观中国史学史研究100年发展历程,学术层面影响史学史研究的因素主要有三:一是史学认识论水平,二是已有研究成果水平,三是研究者学术素养。只有不断提高史学认识论水平,批判承继前人研究成果,提高研究者学术素养,才能实现研究范式创新和开创研究新局面。史学认识论较长时间未有大突破,对前人研究反思总结不足,以及新生代研究者学术素养有待进一步提高,使中国史学史研究继往开来面临不小困难。

霍夫施塔特的史学观念与编纂实践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已故教授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史学观念与其丰富的编纂实践相得益彰。他在史学认识上倾向于"当下性原则"和"重写论"的史学主张,并以彰显"反讽的共识"为主旨的政治文化史为研究范式,借此强化历史学的人文主义特性;在方法论原则上强调"视角论"与"史学史"的研究路数,以深化对历史重大问题的探究;在编纂实践中以理解和接受为理论预设,采取"叙述-分析的综合型"来描述和分析政治意识形态。上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提出及其在"反讽的共识"范式中的应用,是他对美国进步主义学派历史学家的一种反抗,也是对二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的"历史学的批判性反思,更是对历史学学科性质和社会功能的深度思考,以及对未来历史编纂趋势的一种展望。

特纳的史学观念与其编纂实践

特纳的史学观念与其个人的丰富编纂实践相得益彰。他强调历史认识的现时性与相对性,主张根据国情时势变迁而修正历史认识;倡导对历史现象进行综合性的整体把握,以世界史的视野来考察区域史,从经济、环境、社会等现实维度来探寻历史成因,由此全面论证社会进化史的主题;他还注重强化历史学的阐释功能,借用地理学、图表计量等新方法来提高历史认识的精确性。上述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提出及其在"边疆假说"体系构建中的应用,示范性地推动了美国史学职业化的进程,引导了20世纪西方"新史学"运动的潮流,奠定了日渐成熟之际的美国史学的实用主义与社会科学化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