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的“早期书写”特征与中国史学精神

作为中国现存传世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虽然仅有2万余字,以极其简要的文字辑录了春秋时期242年的历史大事,但是因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和深厚的文化内容,被列入儒家“六经”。它以“元年,春,王正月”为开头的大纲式书写,包含了自三代以来形成的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文化意识。《春秋》简明扼要的书写形式,包含着中华民族从早期书写中所积累的丰富的写作经验,在长久的实践中所形成的高度的思想认识和逻辑思维能力。它那“笔则笔,削则削”的书写原则和文字技巧,蕴含了丰富的《春秋》大义,体现了鲜明的中华民族史学精神。

宋代史学精神与史论诗

文史通融,富有历史学识的主体文化特征,使宋代士子可以把宋代的史学思想、精神渗透到史论诗的创作中。具体而言,受以史为鉴、探求治道的史学精神影响,宋代史论诗体现出强烈的史鉴意识,重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尤其强调从君主角度探寻兴亡之因。注重史料选择,重在把握关系国家治乱兴衰、具有垂法训诫意义的事件与人物,题材选择具有典型性、趋同性。疑经辨伪、不拘成说的史学精神,使史论诗敢于怀疑传统经史之义,注重历史的细致辨析,表达己见,促成了翻案体的盛行。适应重建思想秩序的时代要求,伴随着新儒学的建构,宋代史学完成了指导思想的儒家化,以理观史成为宋代士子的着眼点,史论诗的内蕴也因此上升到哲学层面,体现出鲜明的历史哲学性质;多从义理角度评价人物,发明史义,在历史认知上有鲜明的道德化、义理化倾向;褒儒颂隐成为基本的题材倾向,特别是在探求义理时,始终以尊王为本,具有鲜明的正统意识,形成了强烈的褒贬之风。

中晚唐史学精神与史论体咏史诗

中晚唐文人完成了由盛唐纯粹文辞之士到知识型、学者型学士的转换,文史兼擅并融的主体丈化特征使史学精神对史论体咏史诗产生影响成为可能。具体而言,传统史鉴致用精神在中晚唐形成风气。受此精神影响,史论体咏史诗多以垂鉴致用为目的,以君主为主要讽谏对象,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针对性。《春秋》学派中的疑经新变、委曲发明的史学精神使士子在涉足经史内容时,往往对传统的经史之义进行大胆怀疑,对史实进行细致辨析,倡扬新说,促成了翻案体的产生。适应思想重建的要求,中晚唐史学开启义理之途,提倡以史治心,转变入史观念。这使史论体咏史诗多注意阐发史实背后的道德义理,具有儒学道德化、义理化的特点;从心性角度思考问题;导致了赞扬奇节义士、高隐大德诗风的盛行。

中国古代史学关注现实精神的扭曲

中国史学的兴起发展,是以史学家积极关注现实、褒贬是非为精神特征的。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在统治者对史学越来越严密的控制下,史学家从观念上越来越服从于现实统治者对史学的要求。这虽然保证了中国古代史学能够与现实处于一种既矛盾又和谐的关系之中长期共存,不断发展,但却使史学失去了思想的自由性和现实的批判性精神。其不良后果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

唯物史观与史学创新——白寿彝先生史学创新精神析论

唯物史观与史学创新的结合是当今学术界非常关心的一个热点话题。在此方面,白寿彝先生大加提倡并身体力行,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他对历史学理论的研究、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史家三长"论的全新诠释以及对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撰等四个方面。

论粤西士人的史学精神

外籍士人在粤西为宦,其史论多有面向粤西而以古讽今者。太平天国将领的诗作多以抒情为主,而这里选的粤西士人的诗作则多以叙事为主,或以叙写人物为叙事,以诗为史的意味甚浓。粤西士人的诗作或可考信粤西的某些历史轶闻。诗史、词史,并非单纯的以诗为史、以词为史,而是以诗或以词写出忧国哀世之事,抒发忧国哀世之情。叙说唐代诗歌,以"唐风轶千载,高浑非一途"称其百花齐放做结。

归有光散文的史学精神与人文情怀

明代晚期文学家归有光的散文内涵丰富,涉及内容广泛且极富个人特色,尤其是相关作品中所表达的日常琐事及对亲情的细致描述和情感流露,皆以《史记》的实录精神来加以叙述。尽管所记都是些近乎琐碎的小事,但其以深沉的笔触、感人至深的情感倾泻和对生活场景细节的描摹和刻画,描绘了深沉雅致的文字画卷。相较于同时期压抑枯燥的文风和文学创作,归有光的散文创作以其独特的审美视角和人文情怀,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审美空间。

《汉书》“旁贯五经”与汉代史学精神的转变

班固"旁贯五经"而著史,其浓重的宗经思想贯穿于《汉书》的宗旨、体例以及取材等各个方面:班固据五经经义而确立著史宗旨与各篇立意,按《春秋》"以传释经"之义例来规范纪传体体例,准经义而命名篇目并为之作序,以五经为准则去取史料、删改《史记》,仿"《春秋》书法"以记事,引经文与各家经说以入史,用五经经义而论赞人物。凡此诸义例不仅在著史宗旨、批判精神以及历史叙事等方面改变了汉代史学的精神,而且还促使班固史学之求善与求真既吻合又分离,与司马迁强调史学之求善与求真的吻合有所不同,汉代史学精神由此而转变。

从史学的角度突显古代文化素养课的人文精神——以艺术设计专业学生为例

中国古代文化课程作为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选修课,根本目的是通过深入细致地分析中国古代文化精髓,突显其强烈的人文精神,思考当代社会如何更好地传承古代文化。要实现这一目的,需要从史学的角度探索教学内容"点"状的时代性、典型性和开创性,同时探索诠释"线"状的儒学历次大变革,确立客观辩证地认识理解儒家文化人文精神的科学思想。

略论毛奇龄的史学精神与治史之风

明末清初备受争议的著名学者毛奇龄,以经学研究闻名于世,同时对史学研究也相当重视。他参与《明史》编修,为后世留下丰富的史著;他重视史料的考据与辨伪,体现了史家"求真"的史学精神;此外,他反对宋儒"史断"、批驳道学,有功于清初"弃虚蹈实"的治史之风开启。因而,毛奇龄在清代史学史上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略论《赵氏孤儿》中的史学精神和人文力量

本文从《吏记》中的《赵世家》为背景展开，分析、探究《赵氏孤儿》作为《赵世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从古籍史料、历史背景、作品内核等方面入手，分析总结作品所蕴含的生命力，从而引发对于该作品吏学精神和人文力量的探查，指出其成功之处正是秉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忠义文化的历吏精神和赵文化中慷慨悲歌的精神气质。

从《五帝本纪》的选材看司马迁的史学精神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最有成就的史学家之一,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材料使用的审慎态度、才识兼备的素养等优秀史学精神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帝本纪》是一篇建立在古史基础上的对上古历史的总结,由于缺乏文学性以及众多神话元素等因素历来不为研究者重视,但不能否认《五帝本纪》显示了司马迁卓越的史学才能,本文试从材料的选择与运用方面来认识司马迁的史学精神。

试论中西史学精神的异同

自十九世纪末期以来,中国史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西方史学和社会思想,中国史家抱着愈益开放的态度,当下中西史学交流更加密切。本文从求真精神、怀疑精神、创新精神、人文主义精神四个方面,对中西史学精神进行了比较,对于中国史学扬长避短,以及促进中西史学的交流,当不无裨益。

《史通》的史学批判精神——以《疑古》、《惑经》为例

刘知几是唐代杰出的史学家,其《史通》充分体现了他的治史态度和史学批判精神,在《疑古》、《惑经》篇中反对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史书,批判史书为统治阶级隐恶扬善的虚伪性,同时也反对盲目迷信"圣人",对孔子进行了勇敢的批判。开创了中国史学批判的正确道路,对后世影响很大。

历史人文纪录片创作应秉持严谨的史学精神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思考和反省历史、关怀和关注人文的纪录片——历史人文类纪录片在观众面前出现，并受到广大电视观众的欢迎。以历史呈现当下，以历史感悟未来。历史人文类纪录片为我们翻开那泛黄的历史册页，让我们得以神会那些总被雨打风吹去曾经的英雄豪杰和如烟往事，再现那波浪壮阔的历史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一种苍凉的疼痛，一种沧桑之美感，一种似曾相识之惑。

梁启超的史学精神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作出了丰富多彩的贡献,他的一生享有许多美誉,本文仅有感于"近代精神之父"这一称号,对梁启超的史学精神作简要论述。

中国的史学精神及其对当代传播学的启示

东西方这两种文化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前进的方向都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中国的历史传播现象,便是东西方文化众多差异中的一个显著例证。 最早的历史记载讲述的是中国的什么时代?《竹书纪年》载夏,《尚书》载虞,《易·系辞》中则有“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的记载。 似乎中国这块土地上何时有了人,中国古代的史家们便把他们的历史之笔探入何时。更可感叹的是从《史记》记商开始,

论教育史研究中的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取向与个体传记研究

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在研究方法上对教育史研究起着指导作用。随着这种“新史学”的不断深入发展,教育史学家逐渐将其引介至教育史领域,用于解决教育史上的“为什么”这一难题,深入分析教育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形成教育史研究的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取向。这一取向的典型代表是个体传记研究,在分析策略上它主张“研究你自己”(自传研究)和“研究他人”(他传研究),强调个体生命历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影响,注重对童年史和家庭史的考察;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则形成了“选择传主-暂定研究假设-搜集与整理史料-撰写传记”这一与传统史学大相径庭的四大研究步骤。

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新书写——以钱穆前期的传统中国史学研究为例

20世纪上半叶,如何认识和书写中国传统史学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史的重要学术课题。在三、四十年代,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多角度的研究,从先秦典籍的类别《诗》、《书》、《春秋》和"礼"探讨中国史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认为中国史学具有自由、人本和理性的精神;传统史学多样化的体裁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和内容,通史体裁的创立和完善则确立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也为中国现代新史学变革指明了路向。钱穆对传统史学的内涵、特质和价值深入发掘,与反传统史家的主张相对立,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新认识和新书写,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