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诗援引谣谚的史官意识

杜甫深受史官文化影响自觉担负起“采诗官”的职责,在诗歌创作中大量援引民间谣谚,这些引谣诗的主题主要聚焦在军事战争的书写、民生农事的关注和时政讽刺等方面。杜甫引谣谚入诗的做法同时也体现出了对先秦史官采诗的有意效仿,展现了史官秉笔直书的求实精神、惩恶劝善的是非意识和鉴往察今的致用意识。有唐一代,杜甫率先在诗歌中提出“采诗”观,其在诗歌中体现出的以诗补政、以诗记史的政教目的,实为中唐“以俟采诗者”之先导。

史官意识与智谏范式——黄道周奏疏用《易》论析

黄道周在奏疏中大量引用《周易》,分别有引用《易经》卦名和《周易》经传文辞、综合运用《周易》的象数及义理之学等情况,并对其谏诤产生重要作用。奏疏中用《易》体现了黄道周浓厚的史官意识,其中蕴含着《易》—智—讽谏的传统范式。

作为流派的中唐古文作家史官身份和史官意识初探

从家传习业背景、有明确师承关系两方面考虑,中唐时期从萧门到韩门的弟子和友人可以被看成萧-韩流派:他们以萧颖士、李华为起点,通过门生座主、师友交游的方式集结在一起,传承五代,以韩愈广收门徒,震慑文坛为一段的终结。萧-韩流派中有很多成员曾经担任过史官职务,他们自觉地把史官意识带入立言立功的行动中,强调正统之道,发挥文章的经世致用之效。这种史官身份和史官意识是流派的一个重要特性,可以作为一个视角来观察其特殊意义。唐代史馆制度的正式确立加深了史学与政治的联系,萧-韩流派作家的史官身份也使他们直面政治改革和国家复兴的洪流,以自己的学识和精神风貌影响整个时代。

论杜甫与史官文化

杜甫“号为诗史”的创作倾向受到史官文化的深刻影响 ,史官文化氛围、史官意识、史官品格和史官的诗学使命等都制约着杜甫的人生态度和诗歌创作。

论中国传统文化视角下的张炜及其作品

张炜具有史官意识,他心目中的小说家是史官、是真事的记录者,而作品则是诗化的历史、是艺术化的档案;他认为作家须做到如实记录、求实求真;在小说美学方面,其近期小说在结构(包括体裁与体例)和叙事上的真实、质朴、简洁、含蓄,及判断善恶、分别清浊的伦理化的小说美学标准等三点上,和史传文学有密切的历史联系;而《柏慧》和《家族》则借鉴楚骚塑造了抒情主人公唯美纯净的人格形象。

史书体例及史笔手法在吴伟业诗歌中的体现

由于吴伟业曾经出任史官、有着明确的史官意识、且有史著传世,因此在创作诗歌时,吴伟业对史学中的史书体例及史笔手法都有很明显的借鉴与运用。在史书体例方面,吴伟业充分利用编年体、纪传体及纪事本末体等三种史书体例各自的优长;在史笔手法方面,吴伟业则又学习史家写史的纪实性、春秋笔法及秉笔直书原则。总之,对史书体例的借鉴及对史笔手法的运用使得吴伟业的诗歌在简单的记录历史的基础上有了更为深刻的历史意义。

《大唐新语》的价值取向与文学成就

《大唐新语》是一部现实主义笔记体小说 ,以其鲜明的道德主题和强烈的作家主体意识 ,反映出有唐一代文言小说的新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