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文”与清中期叙事文法新变

唐宋古文运动促使叙事之文成为文集的一大文类,大量古文家主持国史、私史的编纂,古文与史呈现出交融的趋势。清中期,随着实证史学的发展,王鸣盛、钱大昕、邵晋涵等人对古文家掌握历史写作、裁断之权表示不满。通过对欧阳修及《五代史记》的批判,主张严别古文与史。章学诚更由此明确区分“史家之文”与“文士之文”两种不同的古文类型,并否认“文士之文”的正宗地位,进而呼吁古文发展重回“史家之文”的轨道。针对“文士之文”的弊端,诸家提出“制度从时”“宁繁毋简”“陶铸群言”等主张,致力于创立叙事文类写作的新法度,是清代中期史家对传统文论的重要贡献。

“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刘知幾文史观再认识

刘知幾通过对文、史流变的考察以及对文士之文与史家之文、文才与史才的辨析,指出史家之文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直事核,体现了历史叙事之美,而文士之文绮扬绣合、雕章缛彩,以之叙事,必定损害史学之实录品格,而且认为文士不懂史学义例、史家撰述宗旨,缺乏史才。因此,他主张文史应该分离,文人不能修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