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史家立场与演义趣味

前人在《三国演义》"虚"与"实"的问题上纠缠不清,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史书之"真"或史家之"求真"的认识不全面。论者往往过于强调史家笔下的历史的"事实"面,而忽略它还有"意义"面。《三国演义》的"事实"之外有"意义",甚至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这便是演义的趣味,它与史家的立场一脉相承。并且演义的"意义"较之于史书的"意义",其哲学意蕴更为深远。

刘知几辞赋观的史家立场及其意义

《史通》关于文学的评论多因辞赋而起。围绕史不载赋的问题,刘知几批评了辞赋无裨劝奖、凭虚失实、繁缛绮靡、累屋重架等种种缺点,并屡屡以"雕虫小技"指称辞赋。但他也看重讥时刺世的赋作,也承认文采的重要,并认定史书的序传发迹于《离骚》。《史通》对辞赋的评价根源于刘知几严肃而执著的史家立场与忤时嫉俗的个性情怀。《史通》关于辞赋的评价,忽略了文学之士在历史中本有的地位,忽略了文学作品言志缘情的功用,也轻忽了史书以文传人的功效。但刘知几辞赋观的价值恰恰在于他坚定而严格的史家立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批判意识与独立精神。这种立场与精神不光是史学的旗帜,也为全面而客观地评价辞赋的功用、并探究其兴衰的规律与独有的个性,提供了别样的视角,此外还在客观上呼应并开启了文学思潮中关于质实切用的理论主张。

主流话语与朱权的戏曲批评的史家立场

朱权所著的《太和正音谱》有意识地将戏曲纳入礼乐体系,自觉不自觉地回应和维持着明初朝廷"制乐以节乐"的主流话语导向,但朱权并没有因此而沦为政治附庸,他以史家的批评立场,对戏曲本质属性作了专门探索,特别是音律论与北曲谱、戏曲风格论、杂剧题材论等内容。这与其中保存的史料一起,共同体现了朱权戏曲批评的自我意识,皇室成员、藩王意识下的安乐平和、旷达和通脱心态,表现在戏曲批评上,便是推崇"礼乐之和",欣赏"中和之美"。《太和正音谱》对三家之唱、杂剧十二科、十五体与二百零三格势等曲品式批评,也带有鲜明个性印记,微妙反映了朱权在洪武朝和永乐朝的不同境遇、心态和处世方式,以及永乐朝戏曲禁限政策的松动。这亦可视为《太和正音谱》初成于洪武朝,改定于永乐六年(1408)以后的有力证据。

史家价值立场问题论纲

史家价值立场是个复杂的价值场域。一般来说,历史性价值、社会性价值、德性价值和知性价值是史家评价历史事物的四个基本向度。价值立场是主体的选择,主体性是历史认识论研究不能忽视的因素,也是史家价值立场研究所要着重阐明的问题。但在实际的历史研究活动中,无论什么样的价值立场,也无论它多么正当甚至崇高,都不能与历史事实相冲突。所以,史家要高度警惕自身的局限性,不断改善自身素质,清醒地选择价值立场,摆正价值立场在历史研究中的位置,从而正当、积极地发挥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推动历史学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