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梁启超新闻思想及实践中的“史家精神”

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新闻与史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近代报人多有一定的史学学术背景,形成了近代报刊"史家办报"的特点。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梁启超首次提出"史家精神"这一办报主张,对近代新闻事业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对梁氏的"史家精神"思想内涵做了具体分析,对其"史家精神"思想和实践的矛盾做了阐述。在新闻初创时代,他所首倡的"史家精神",不仅为近代报刊的实践和新闻理论的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今天史学与新闻学的研究与发展提供了良好借鉴。

体系完备且具有史家精神的信史——读《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7)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年鉴出版工作迎来发展期。1980年首先出版的是《中国百科年鉴》《中国出版年鉴》等,近年来又有空前繁荣,各地区(包括县)有年鉴,多数行业有年鉴。而《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是在年鉴潮流涌动中出现的,以其显著特点存世。

试论新闻作品的史家精神与创新表达——以《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和《关广梅现象》为例

在多媒体环境下,新闻的传播方式和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变得多元化。每天,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生产出来的海量新闻信息都会通过不同的媒介传播,并对受众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试从人物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和深度报道《关广梅现象》入手,探究新闻作品中的史家精神与创新表达,期望更多的优秀作品能够记录时代,带来启迪与思考。

论当代档案工作者神圣职责对传统史家精神的传承

中国传统史家精神有着悠久的传统和深刻的内涵,在我国档案文化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当代档案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包涵着对于传统史家精神的传承。

“史家精神”:梁启超的自说自话

汉语中的"史家",经由报人梁启超的诠释,为报业提供了"史家精神"的理念,但是这也只是报人的一种自说自话。"史家"在梁启超的文本当中已不再发挥"取鉴资治、垂训道德"的功能,而是成了"民史""公史"与"社会史"的代言人。"史家精神"的极端言论是政治宣传的一种手段,同时也反映出彼时梁启超的极端政治主张。这种自说自话、不顾社会后果的做法反而使革命的思想得以传播,同时也难以实现任公的"真理必出焉"。

以史家精神写代表春秋——记成都市人大代表李映发

"招牌式"的满头华发和"三朝元老"的代表经历,使李映发在成都市649名现任人大代表中颇为打眼。李映发是成都市第十二、十三、十四届人大代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长于明清史研究。明清那段历史,学人的荣辱浮沉系于国家的治乱兴衰,给了他深深的反思和启迪。求学和治史的浸染、熏陶,明清士子"经世致用"的思想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演绎为李映发执行代表职务的问政理念和入世心态。十余年来,不虚美、不隐恶,

史家办报—中国资产阶级报业的主导思想

在中国资产阶级的办报历程中 ,自梁启超首倡记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后 ,数十年中 ,应者纷纷 ;经章太炎、史量才等报人的进一步阐发 ,这一理论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和深化 ,遂成为资产阶级新闻事业中的主导思想。史家办报的核心内容就是忠于事实、秉笔直书、超然独立、不畏强权。这一理论不仅影响了中国几代新闻记者 ,而且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论高丽诗人李齐贤纪行诗的“诗史”意识

高丽诗人李齐贤因忠宣王赏识进入元朝大都,先后游历中国的四川、浙江、西藏等地,创作大量纪行诗,为中韩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这些纪行诗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语境,受到中国“诗史”传统的深刻影响。其“诗史”意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创作中寄寓作者强烈的人事感怀,真实反映时代之变。在忠宣王西谪之际,李齐贤频繁往来中原与半岛之间,其纪行诗流露出忧时忧世的家国情怀,被誉为“杜少陵不得专美于前”;二是咏史怀古创作以《春秋》为法。在西行途中,李齐贤所作咏史诗对中国历史发表评论,流露出秉笔直书、不为贤者讳的史家精神。

论北洋政府时期新闻伦理思想的发展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新闻伦理思想较之于晚清时期,有了明显的变化与发展,主要体现在:报馆记者和新闻学者自觉地从新闻专业的角度论证记者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使新闻伦理有了更为切实的指导性和说服力;从理论和实践上肃清"有闻必录"观念的流毒,对新闻真实性的重要性认识更加深入;在记者道德修养中,特别强调"大丈夫"精神,鼓励新闻工作者勇于维护社会正义,敢于与恶势力作斗争;在社会责任上,更加强调记者要承担"史家"实录的职责;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性和立场性为核心的新闻伦理观。这些新闻伦理思想在中国新闻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与作用。

史量才办报思想简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报界奇子史量才经营《申报》,在其经营该报的22年里,以"史家精神"作为自己的基本办报理念,注重新闻采编和新闻评论,拓展报纸的广告和发行,尝试报业集团化的经营模式,在谋求报业经济利益的同时发挥报业的社会效益。得益于富有远见卓识的办报思想,他创造了《申报》史上的诸多奇迹,并对国家、社会的进步起了巨大推动作用。探究史量才报刊经营的理念、思想,既是对历史的思考和总结,亦可为当今传媒发展提供学习启示之蓝本。

《史记》人物传记之“三始”论

《史记》人物传记之"三始"为《五帝本纪》、《吴太伯世家》和《伯夷列传》。这"三始"的写作并不以精彩叙事见长,但写得凝重典雅,富有意蕴和高致。由此彰显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反思质疑精神。"三始"的深层意蕴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构筑了中华文化精神的基石;弘扬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确立了价值评判的尺度。《史记》人物传记之"三始"可谓《史记》112篇传记文的"文眼之文"。

司马迁英雄化项羽的文化解读

司马迁将项羽的英雄品格定格于主流历史话语系统中,并非出于个人臆断。从文化层面来看,司马迁完成对项羽的英雄化塑造,是源于史家精神的英雄主义人格特征,楚文化的熏染及对侠义精神的自觉继承。

对中国人史学文化的思考

中国历史悠久,史书浩繁,其中所展示出的历史、文化、人文之内容,表现了中国人的历史感、中国人与中国历史的关系、中国人的人文精神,由此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认知今天的历史热、国学热、历史剧热、历史讲坛热。

“史家办报”思想探究

在中国近代新闻事业中,“史家办报”思想一直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但学界对“史家办报”的思想内涵还缺乏深入的探讨。本文结合史家传统和史量才的办报活动对“史家办报”思想内涵作了具体分析,将其概括为报纸应该对历史负责、独立办报、办报的目的在于致用等三个方面,有助于深化对“史家办报”的理解。

田仲济文学史研究和编纂实践的当代意义

田仲济杂文家的眼光和学者的心态、治学的严谨形成了他独特的叙述历史的思维和方式:一、文学史话语应该反映史家的生命灵魂和精神追求。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本质上联系着现代知识分子的追求自由民主的心声。二、在"历史进程"和"时间距离"的思考上,找准一个丰富而复杂的作家文学史位置。三、还原已经消失的"过去"的历史面貌,面对人的文学史"踪迹"的寻找,更需要史料的深入细致和史家的智慧、勇气及承担。抗战文艺史的细读能够触摸到真实历史遗留的同时,更延伸着一个坚守文学与时代同行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