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对史才三长论的运用与探讨

史才三长论在清代更加深入人心,史学领域不但普遍使用这一史家标准的专业术语,而且将三长衍生为史家的代名词,并更加广泛地将这一术语运用于史学领域之外,发展成为通论人才标准的代名词。一些学者对史才三长论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只是除了将三长由作史者扩及对读史者的要求外,没有太多新意。章学诚在三长之外补以“史德”的概念,但其本旨乃是以封建纲常伦理为准则的道德标准,在当时已经是迂腐和落后的东西,并非对史才三长论的有益补充和发展。不过“史德”概念的提出也有其积极意义,后人可以对这一概念做出符合时代发展的思想阐发,而不必舍弃这一简洁明了的概念术语。

宋代诸帝论史官修史、史学名著与“史才三长”

宋代皇帝大多关注史学活动,有的是一般关注,有的可以说是十分关注。这些关注,如关于史官的选择、史官修史的要求,关于史学名著与政治统治、国家治理的关系,怎样看待刘知幾“史才三长”论等,有的反映了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有的则属于史学自身的发展问题。其影响力的大小,因问题的重要而有所不同,但都与宋代史学乃至后代史学有所关联,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不可回避的研究对象。

明代对“史才三长”论的探讨与发展

明代学者在对“史才三长”论的探讨中提出的一些新论断,比之刘知幾等唐宋学者的论述更为明快,也补充了唐宋学者较少论及的内容。而其探讨的最突出成就,是最终将“史识”的概念定格在历史见识这一观点和识断的层面,并在此基础上特别强调品德对于史家的重要性,独立补充“心术正”“二善”“四善”等品德方面的要求,从而搭建了由才、学、识“史才三长”向才、学、识、德“史才四长”转化与演变的桥梁和纽带,为以“德”字配“才”“学”“识”三字的“史才四长”的提出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明代探讨“史才三长”论,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取得的最为突出的成就。

论刘知几“史才三长”论的形成和发展

唐代刘知几在总结唐前和唐初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史才三长”论，把对史才问题的认识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清代章学诚又提出“史德”论，发展了“史才三长”论。近代，梁启超根据资产阶级的观点对“史才四长”提出了新的观点，注入了新的内容。

“三长”的深化与“心术”的提出:宋元时期史家修养论的发展与特征

宋元时期的史家修养论承旧开新,处在承上启下的阶段,其理论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宋元学者深化了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把才、学、识当作评价史家修养的标尺,充实了才、学、识的内容,丰富了才、学、识的内涵,并由此引申出自成一体的史家修养论。他们进一步强调史识,彰显才、学、识"三长"之中以识为重的思想,并用理学的纲常名教观念充实史识,以此评判古今史家的历史见识,带有明显的义理化倾向。宋元学者特别重视史家的品德修养,在道德心性之学的影响下,把帝王的"修心"观念引申到史学领域,并不断发展,提出了"心术"说,直接开启了后世史家重视道德内省的传统。

刘知几与章学诚的史家修养理论比较研究

我国古代史学理论大家刘知几、章学诚均提出了有关史家修养的理论,刘知几认为史家应具备"才、学、识",章学诚在继承刘知几史家修养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史德",丰富和发展了史家修养理论。刘知几、章学诚均重视"才、学、识",但刘知几最重"史识",章学诚尤重"史德"。比较和分析二者的史家修养理论,不仅能使我们发现他们理论的异同,深刻理解史家修养理论,而且对当今史学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功用。

刘知几所论史识辨析

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论对才、学、识三长分述很明确,但后来史学家对其中“识”字含义有不少歧见。借用当代史学新观念,重新剖析《史通》有关内容,并结合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的逻辑线索,可以确认刘知几才学识三长论中的“识”,指历史编纂学见识,而非历史见识。

《四库全书总目》关于“史识”之批评

《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规模最大的官修目录,具有很高的学术批评价值。本文主要从史家要具备独到的历史见解、历史撰述应当保持"公心"、"善恶必书"等方面论证了《总目》关于史家"史识"的批评成就。

唐宋元时期的“史才三长”论

在刘知畿以比喻的方式提出"史才三长"论之后,无论是从理论探索上就这一理论的内涵与外延来说,还是从史学实践上直接应用这一理论来说,唐宋元时期都是"史才三长"论发展的重要时期,不但其文雄、学博、识通或称才胜、学充、识卓,"才、学固不易,而有识为尤难"的基本内涵得以确定下来,而且三长"具而用之,无不宜焉,岂唯史哉"的外延也被明确提出并付诸实践;而经过宋朝的推扬,"史才三长"论终成中国传统史家标准论的代名词。

刘、章“史识”论及其相互关系

在我国史学史上,唐代刘知几首次系统地提出历史家应兼备才、学、识三项条件,被后世学者持为评论史家的标准。时过千余年,清代章学诚又以其具体而深刻的论述,充实和发展了刘氏的“史才三长论”,受到人们的称道。对刘、章二人所论史家各项条件的涵义以及二家理论的相互关系,目前史学界尚存在不尽一致的认识。或以为刘氏所论的“史识”已包涵了“史德”的内容,只是未标以独立的“史德”之名目;或以为“史德”是章氏首倡的一个史家条件,与刘氏的史识论并无关系。但一致的观点是,章氏首次把“史德”作为一个独立于“史才三长”之外的条件,提出了史家应兼备德、识、才、学四个条件的理论。

“史识尤为重要”辩

九十年代以来,各种史学理论著作层出不穷,不少书中讨论史学研究者的素养时,着意强调史识的重要性,以为史家的各种素养中,“史识尤为重要”。还有的把这种认识追溯到刘知几,说到刘知几已“最为重要史识”了。这种“史识”至上论倾向,对史家的德、才、学、识,无异于分出了前后轻重。这种意见,既不利于青年学子史学修养的全面培养,也不符合历史实际。故此,不能不一辩。 唐朝刘知几首先提出“史才三长”:才、学、识。《新唐书·刘知几传》有一段刘知几回答郑惟忠提问的话。他是这么说的:

普罗柯比的“史才四长”

中国史学史中的＂史才四长＂理论同样适用于分析外国史家。无论是从历史知识、写史能力、对历史是非曲直的判断与鉴别能力,还是对于客观信史的坚持来看,公元6世纪的拜占庭史家普罗柯比都是一位拥有＂四长＂之才的杰出史家。他的作品成为了拜占庭正史的典范,在拜占庭史学发展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同时,他的三部风格迥异的作品也为相关历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