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流到边缘: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史料考订派

20世纪50年代初期,史料考订派从史学界的主流地位一步步被推向“边缘”。史料考订派不仅丧失了学术机构的领导权和学术期刊的经营权,而且受到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冲击。在学术体制化的背景下,他们大多在努力配合新意识形态;但有的仍在守护自己的学术路数。史料考订派的“边缘化”主要受外力影响,同时也有其内在逻辑。史料考订派在这一时期的衰落与他们在意识形态语境中对学术的坚守表明,外部因素对学术影响巨大,但学术也有保持独立性的可能。

从追求致用到向往求真——四十年代中后期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动向之一

在现代中国史学界，存在着为学问而学问的“求真”史学和为变革现实而研究历史的“致用”史学，进入４０年代后，这两派呈现出若干逆向运动的迹象。本文主要探讨了４０年代中后期唯物史观派史学所呈现的新的研究动向。

1951:唯物史观派主流地位的确立

195 1年 ,唯物史观派对于学术机构领导权和学术期刊经营权的掌握和控制以及自身社会地位的提升 ,使他们成为在学术界确立新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推动学术变革和话语转换的中坚力量 ;唯物史观派聚拢传统学人进行史料整理、古籍校订 ,为学术史留下一笔财富。 195 1年前后唯物史观派主流地位的确立和当时学术格局的变动直接影响了 2

“以其所得相辅助”:郭沫若与“古史辨运动”的学术关联

唯物史观派与史料考订派之间的关系是民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探讨郭沫若与“古史辨运动”之间的学术关联,可以为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例证。在运动兴起之际,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对顾颉刚提出的“层累说”与推翻“非信史”的四个标准予以肯定、支持。运动转向经学研究与“诸子丛考”之后,郭沫若又主动介入讨论,并在“古史辨”学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尚书》《周易》《老子》《韩非子》等书或书中篇章的著者及其年代的一家之言,进而支援了运动的发展。在运动回归古史再考辨后,顾颉刚又在郭沫若“禅让说”新解的“刺激”下撰写了《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杨宽则择取其古史研究成果论证了自己的“神话演变分化说”。因此,郭沫若可以被视为“古史辨运动”中的一位重要外援参与者。准此而言,唯物史观派与史料考订派之间虽然存在较大的差异,但仍然不乏一定的共同性和关联性。

翦伯赞:整合两大学术谱系的史坛巨子

翦伯赞：整合两大学术谱系的史坛巨子王学典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没有翦伯赞，中国的唯物史观派不知要失却多少光彩和魅力；没有翦伯赞，整个２０世纪中国史学也不知要留下几多遗憾与空白。不过，在２０世纪即将终结之际，这一点似乎正在变得日渐模糊起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