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资料收集中的主体互动

美国电影研究者唐纳德·里奇提出:"口述历史就是问问题。"这一观点强调了访谈在口述历史采集中的重要意义,而口述历史采集又是产生口述历史资料的首要且唯一途径,其具体效用主要体现在访谈中。"问问题"是一个看似大而化之的提法,高度的概括性通常需要对具体采访情景的判断,而这一观点是否界定了访问者口述史家的主体地位?又是否适用于当代的口述史研究?笔者从采访者和受访者的互动性以及口述史料的甄别等方面展开分析,并对"口述历史就是问问题"进行理解。

清宣宗实录编纂考略

《宣宗成皇帝实录》编纂有较严密的条规,它使实录编纂制度化、常态化;在章程草定和体例创设方面,主要出自杜受田和赵昀,而赵昀出力尤多。宣宗实录馆从纂修工作需要出发,先后设置了监修总裁官、总裁官、副总裁官、提调官、纂修官、收掌官、校对官、翻译官、誊录官,他们各司其职,保证了实录的顺利纂修。《清宣宗实录》在史料采集和人员赏叙方面有自己的健全的机制。

教育史学的想象力——后现代史学观与教育史研究

本文主要从叙事理论、微观史学、口述史、史料采集四个方面来分析后现代文学理论对教育史研究的影响；并对此影响下的教育史研究中的宏观与微观以及教育文学的专业化问题作了思考；只有不断寻求教育文学理论与方法的突破才能丰富教育史学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