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文献史料学:当代文学史的基石——读《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

近年来,当代文学历史化问题逐渐被提上议程,成为当代文学研究新热点。浙江大学吴秀明教授所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一书,强调史料对还原文学史现场的重要性,认为史料研究是当代文学史的基础工程。该书全面系统地总结并梳理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各类史料,主张理论阐释与史料实证统一的文学研究方法,带着问题意识对文学与政治、经济、科技等的复杂关系进行学理阐述,用大量翔实而多样的史料展现了认识当代文学史所面临的复杂性。

关于朱元璋出生地研究的史料问题

关于朱元璋的出生地,存在着不同说法,其中以"钟离说"(主张在今凤阳县境内)和"盱眙说"(主张在今明光市境内)流传较广,近年还发生了热烈的讨论。这个问题争讼不已、相持不下,与史料使用的随意性不无关系。朱元璋十分明确地说明自己生于"钟离"或"钟离之东乡",参酌各种资料,此"东乡"无疑是在钟离县境内。盱眙说对有关史料的解释存有疏误,其立论主要建立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而传说内容神奇怪异,显然难以据为信史。不过,这些传说本身也是一笔十分宝贵的文化财富,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

论少数民族家族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以唃厮啰家族研究的个案为例

少数民族家族史的研究是中国家族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唃厮啰家族为例来对少数民族家族研究中的史料问题作一初步探讨,可以看出,由于少数民族家族大多地处边疆,地理位置的偏远以及民族的杂居造成少数民族家族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种特殊性和复杂性又导致了其史料的复杂性和分散性,并且存在着诸多的错误。所以在研究其时,要充分利用多种史料;对史料要进行甄别、鉴定;要进行查漏补缺。

关于少数民族家族史研究的史料问题分析——以唃厮啰家族为例

中国少数民族由于居住偏远和民族的杂居,造成其家族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导致其史料的缺失和不完整性。以唃厮啰家族为个案研究,认为充分利用现有的史料,对少数民族家族史料进行甄别鉴定是学术界面临的一个难题。必须充分利用各种史籍进行互补,在相互印证中去伪存真,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地对少数民族家族进行研究。

追求更高层面的“思想”与“事实”互动——《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浅评

拜读吴秀明老师主编的新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以下简称《史料问题研究》),就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自走进浙江大学中文系以来,吴老师经常耳提面命,他在课内课外透出的学术思想与感悟之精华,仿佛都凝结在这部65万字的论著中。我知道,一部书的容量最大也不可能宽大无边,作为吴老师的学生,大约更容易见微知著,读出老师惯有的高屋建令瓦逼视对象的风格。

苏轼海南文学研究的相关史料问题

苏轼海南文学研究的相关史料,存在于苏轼居僧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中,不同的环境产生了不一样的诗文;海南地方志现存的苏轼资料,因取自《宋史》和苏轼《海外集》,文学史料的价值不大;苏轼《居僧录》《海外集》不断刊行,至今刊行的苏轼《海外集》诗文大体趋同,是苏轼海南文学研究的重要史料;苏轼的“海南三书”(苏轼谪居詹州期间完成的《东坡易传》《东坡书传》及《论语说》)向来被视为经学,其实它们既是苏轼诗文创作的思想基础,又是文学,不宜纯以经学视之。

“新材料”之价值——也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问题

如今再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问题,这已经是一个在积淀中激发探索的话题了。中国当代作家年谱编撰的兴起已有十余年时间,《东吴学术》年谱丛书相继推出;2017年由邢小利、邢之美编撰的《陈忠实年谱》出版,2021年又出增订本;王刚编著的《路遥年谱》也经历了多次修订。在年谱编撰之外,围绕作家与文学思潮、文坛景况的关系,作家的家世、生平、交友、阅读的考证。

《东北地方志中的边疆问题史料类编》介评

文章总结了《东北地方志中的边疆问题史料类编》的内容、价值和意义,介绍了类编的成书情况。探讨了类编方志史料与国家图书馆数字方志项目的关系,对在网络化时代,图书馆的业务工作应如何适应形势发展、以及图书馆应重视传统阅读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当代史料“形态”与现实“问题”的有机结合

《问题研究》针对时下“以论代史”的学术之风,以开放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史论贯通的研究理路,对当代文学史料及其有关问题做了高屋建领而又全面系统的爬梳整理和归纳评判。它不仅延续了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关注传统文学史料的特点,而且还将新的文学史料形态和更广阔的文学疆域纳入到史料研究范围之内,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完整的当代文学史料知识谱系,为其他文学史类史料研究提供了颇具价值的参照系,也为研究者找到了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文学史面向。它是一代学人对当代文学史料若干问题做出自己的看法和批评的一部书,是对当代文学整个过程中的文学史、文学批评的反思,对文学史长远来看,也是十分宝贵的学术史料。

起高楼与烧砖瓦——《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史料引证问题举隅

论文对《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八旗版中文史料引证问题进行讨论。认为其历史部分基本依靠《云南史料丛刊》完成,但因资料的辗转抄引和不查对原文,出现了诸如杨慎的《论民》“迷思”及其他史料引证讹误,包括存在争议的不当认识和大量技术性问题。因此,解决的方案是数字人文与历史研究的结合,建设“云南数字人文”平台,以方国瑜先生“烧砖造瓦提供材料”的精神,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料集合和资源共享。但是,西方学者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始终存在着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系谱,我们要摆脱这种系谱,建立起符合历史真实的中国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

赓续与建构:当代文学史版本及修改有限性问题

当代文学史版本研究不但关系到对文学史编纂经验和思想学术成果的清理,同时也对学科建设乃至文学教育、人才培养产生重要的辐射和影响。本文基于此,以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及其编写范式变化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探讨当代文学史版本及修改有限性问题。意在强调和指出:从政治或泛政治向审美、文化范式转换固然是修史的一大突进,但它同时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纠结与历史局限;仅仅凭藉观念创新是不够的,只有以坚实的史料为支撑,实行观念与史料的参证互渗,才有可能使文学史编写及修改在赓续与建构的学术链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新史料与新问题:学术史的国际竞赛——从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说起

这篇论文对8世纪桑耶寺佛教辩论事件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指出这一有关吐蕃史上相当重要的事件,如何在文献与历史上逐渐被揭开、积累和推进。特别要讨论的是,为何法国学者戴密微能抓住关键史料,形成问题意识,写出《吐蕃僧诤记》这样的名著?为何日本学者能继续发现新问题和新史料,做出关键的推进?特别是,这一问题又如何反转过来触发了日本学者对中国禅宗“南顿北渐”传统说法的重新认识?通过一系列学术史的讨论,本文想指出,即使在历史研究中,也存在着国际间的竞赛,中国学者不能不像陈寅恪说的那样,力争“预”国际学术之“流”。

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近两年来,史料问题成为当代文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在中山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河南科技学院先后召开的相关研讨会上,都出现程度不同的质疑"史料热"和"史料至上"的声音,有的言辞尽管激烈了一些,却也不乏合理之处。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工作,确实存在着某些需要认真反思和改进的问题。

《圣学宗传》初本、改刻及其相关问题

晚明周汝登所纂心学读本《圣学宗传》盖有三个版本系统.学界一般认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据以影印之复旦大学藏明万历刻本乃其初刻本.经研究比对可见,《孔子文化大全》据以影印之明万历三十三年陶望龄序刊本为初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实乃初刻改订本.改刻原因是周汝登接受东林领袖顾宪成的意见,后者认为初刻本卷一四《王畿传》所载薛应旂奉承夏言而将王畿罢黜的记载不实.从《圣学宗传》初刻改订情形可见版本鉴定复杂之例,以及版刻与社会人事、历史叙述之间的紧密互动关系.

隋代王孝逸及其“书学博士”身份史料考辩

自《隋书·苏威传》中载:"又国子学请荡阴人王孝逸为书学博士",王孝逸其人即被视为隋代唯一有记载的书学博士。不过传世文献对王氏其人及其"书学博士"身份的记载皆不尽相同,存有出入。关于其本人,一直存有"王孝逸"与"赵孝逸"记载出入,本文认为"赵孝逸"与"王孝逸"为同一人,"赵孝逸"系南宋以来刻本系统中的记载,而刻本系统文本是一直以来的主要流传版本。关于其"书学博士"的身份,其史料可分为"苏威案"、《述书赋并注》、《古文孝经孔传本》三个史料系统,都难以坐实王孝逸"书学博士"的身份问题。

不要再为我们的文学批评护短

近日读到李国平《路遥研究的史料问题——兼议姜红伟的路遥考》(载《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5期,以下简称《史料问题》),觉得有些话,不得不说。李国平1982年从西北大学毕业后,进入陕西作协,曾任《延河》编辑,后参与《小说评论》杂志的创办,历任编辑、副主编、主编。他与路遥在陕西作协大院共同工作生活了十年,熟悉路遥。他来勘校路遥研究中的史料,是有资格的,也是有意义的。对此,我表示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