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与诗:史书写作中文学的发生与作用

史与诗,不是指学科分类上的史学与诗学,而是指人类社会记录活动的两种写作模式。本文不是讨论文学发生于何时,而是讨论史书写作中文学手段的使用和文学因素的形成原因。我们认为,史书实录与文学的修辞、夸饰、想象,是两种不同的反映现实的手段,史书实录反映的是生活表面现实,文学反映的是本质真实。

“事为春秋”:《汉书·艺文志》对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班固《汉书·艺文志》将《世本》至《汉大年纪》诸书附于“春秋”,后世称之为“‘春秋’二十三家”。阮孝绪、郑樵分别判定“史书甚寡”、“分职校书”是“附”之原因。后世多袭用阮氏之论,视“‘春秋’二十三家”即是史书附于春秋的体例。若考虑到班固和阮孝绪各自时代的学术认知,则后世对“史书甚寡”的理解未必合于阮氏,遑论契合班固确立“春秋”二十三家的标准,因此后世多从篇(卷)数而论,认为“春秋”所附诸书实难言“甚寡”。实际上,汉代知识体系中,“史书”内涵与后世不同,后世一般的史书分类尚未建立。而班固“春秋”二十三家的标准恰恰反映了当时的“史书”认知和史学意识。在整合司马迁、班彪等人构建的“春秋”谱系基础上,班固以强调史官重要性与创造性引入“事”这一话语,释证了“右史记事,事为《春秋》”的标准,以“释经”与“续传”来定位撰史行为,构建了中国早期史学话语体系,并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产生了潜在而深远的影响,直至近代西方新史学引入前,这始终是传统史学中史学起源书写的主流叙事。

刘熙载《艺概·文概》的史书叙事观

晚清学者刘熙载《艺概》一书,作为一部持论通达的文艺理论著作而深受学界推崇。其中《文概》部分,论先秦至南宋古文,尤重先秦两汉史家之文。史家之文的本质在于通过叙事达到扬善惩恶的目的,这也就意味着史官必须秉持一定的叙事观念来讲述故事。《文概》对此有深入论述,总括而言,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对叙事“主意”的推崇;(2)对“以万物为我”的叙事境界的高扬;(3)对多样叙事技法的总结。这些叙事观念在后世史传文学、散文、小说、戏曲等文体上,得到了极大的传承与发扬,而它恰好印证了中国自古以来文史不分的传统。

明代藏文综合体史书编纂中的“述而不作”与追求“信史”

明代藏文历史文献的编纂经过近千年的积淀与钩沉,并受中原汉文史学影响,史书编纂在质量与数量上都得到极大提升,编纂内容丰富且形式多样,积累了丰厚的编纂史书、保存史书、运用史书的方法与经验,门类也越来越细。本文在查阅和运用汉藏文文献中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论述了藏文综合体史书在明代的形成与发展以及“述而不作”与追求“信史”的编纂理念,分析了明代综合体史书“述而不作”的汉藏历史渊源,阐明了明代藏文综合体史书中汉藏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对于研究西藏历史、藏文历史文献编纂理论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商周史官主体意识及其对记言文本文体的影响

文字的出现和史官职守的明确使先秦史官的文本书写成为可能。从殷商甲骨刻辞到周代《尚书》《逸周书》《国语》的文本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到史官的主体意识在逐渐觉醒。从口头语辞到文本书写的转变、甲骨刻写的布局、时空秩序的安排、摆脱神圣仪式限制的验辞书写等方面,体现了殷商史官主体意识萌芽。警诫君王、垂宪后世则是西周史官主体意识中的基础和核心,其表现在:对基于口头语辞的文字加工;整体语辞风格呈现出一种线性发展的特征,具有一种从艰深古奥到明白晓畅的规律性;语气助词的数量呈现出一种由多到少的变化。商周史官主体意识影响了文本书写的文体特性:记言体史书的文体特征突出了篇名与“言”的关系;形成了庄重严肃的语言风格;记言文本书写中的语辞引用不断增多,既有经典,亦有口头语辞,涉及诸多文体。

文本断代与文献环境:《史记》对《天子游猎赋》成篇过程的重构

《天子游猎赋》成篇年代历来聚讼纷纭,对已有研究进行考辨,发现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载“奏赋为郎”时间等同于赋成时间的研究思路存在问题。《天子游猎赋》实际写作时间应在司马相如为郎之后,且后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动态修改过程“。奏赋为郎”是司马迁出于叙史连贯而作出的史料剪裁与重构。司马迁如此处理,一方面与著史目的及编史体例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编史时所面临的文献环境有关。由于《天子游猎赋》动态成篇,定稿时间未被强化,故年代信息本就失载。司马迁参考口碑史料,安排与作赋渊源最深的“征召为郎”作为赋作出场契机,并简化赋作成篇过程,进而前置与“为郎”合并,最终虚构了“奏赋为郎”情节。这一调整既保证了行文连贯,又表现出接近历史实情的一面,且不悖全篇主旨,从而实现了司马迁心中特定的“真实”。

元代的诗歌史建构与乐府诗的地位变化

元代前中期诗集中乐府诗次序靠后的现象反映了乐府诗地位的下降,相比之下,五言古诗的地位有所上升。乐府诗在这一时期所构建的诗歌史中的缺位,是其地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五言古诗取代乐府诗承接诗骚,尊陶之风更助长了文人对五言古诗的喜爱,性情说下以叙事见长的乐府诗却遭到了进一步冷遇,同被称为乐府的词曲作为卑体也因其俚俗对乐府诗的地位造成了影响。元末的古乐府运动使乐府诗重回文人构建诗歌发展史的视野,杨维桢以性情说强调乐府诗诗旨,在古乐府创作上借鉴了古诗手法,进一步促进了乐府诗的经典化,使乐府诗的地位有所提升。

梁陈入北文士修撰梁史考论

萧梁亡国后,梁史主要由梁陈之际的入北文士修撰,其中绝大部分出于私修,并且多属于记录梁末史事的“偏纪”一类,这跟撰者的个人经历、故国记忆及客观上的史料欠缺有关。姚察、许善心、何之元、姚最、刘璠等入北文士通过对称谓、断限、结构、体例的设计,表达各自的政治立场和情感态度。受益于独特的历史契机与文化环境,萧梁旧史的修撰格外丰富多样,为此后南朝史的整理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医史书写新范式——以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为中心的考察

陈邦贤三版《中国医学史》确立了医史书写的新范式——以新编年体为核心,结合章节体进行专题叙述,这一范式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纪传体书写模式,是史学研究和医学研究共同作用的产物。该书体现了医史书写新范式及其背后的学术发展脉络,也体现了陈邦贤相关治史理念的运用与变化,以及医史书写和中国医学发展的因果关系。

从石油史书的解析到“石油与天然气地质学”课程的学习

本文以史书有关石油的4条记载为例,剖析了其中蕴涵的石油地质知识,指出这4条记载石油之最的史书中包含着"石油与天然气地质学"课程的基本概念和主要内容,把它应用于课堂教学时,能加深学生对抽象地质知识的理解,更容易把握该课程的整体知识体系。

对建国后党史主线的一点认识——兼谈如何看待历史失误

研究建国后党的历史，确定其主线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虽然这条主线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的面貌和表现的特点有所不同，但这条主线是一以贯之的。历史主线是个纲，它的确定影响到我们对各个历史时期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历史全貌的认识，从而直接关系到一部史书的面貌和基调(比如对这段历史的评价是基本肯定性的，还是基本否定性的等等)，同时也决定着全书的布局、

史书“故事”的文体衍化与秦汉子书的叙事传统

汉代史书中多有"故事"记载,原有"旧事"、"先例"、"旧业"之义。这在秦汉子书中也多有记载。汉代的"故事",除了严肃意义上的"先例",还有"滑稽"意义上的"旧事",前者是"成例",是文学题材中被引用之"典故"。后者具有一定的"叙事"色彩,非常接近后世的"小说"。另外,作为"旧例"、"典章制度"之义的"故事",也没有消亡,而是逐渐与汉代应用文体如诏书等发生了关联。

晚清史书编纂体例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以汉译西史《万国通鉴》和东史《支那通史》、《东洋史要》为中心

史书编纂体例是对历史如何进行组织安排的一种形式,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晚清是中国史书编纂体例发生重要转变的时代,史书编纂上最关键的变化是引入了章节体。以往学者在讨论章节体史书时,或以为该体例是传统纪事本末体的逻辑发展,或认为是以日本东洋历史教科书为蓝本的。在晚清史书编纂体例变化的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由卷章段体到章节体转变的过程。其中有诸多转变的环节。本文认为最早的卷、章、段合成的史书体例出现于19世纪八十年代引进的外国史书体例中,其中第一环节为美国传教士谢卫楼编译的《万国通鉴》,该书卷章段体例是影响后来章节体史书的一个重要过渡环节,是最为接近于后来章节体的史书之一,为后来国人接受日本学者以章节体所编纂的中国通史作了重要的铺垫。第二环节为上海东文学社出版的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两书引入了较为成熟的章节体史书体例和较早采用了历史分期法,首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一种编写中国历史教材的崭新形式,即不仅可以章节体的形式,而且以历史时期划分来还原中国历史的本相。中国史家柳诒徵和夏曾佑等在重新思考与改造传统史书编纂形式的过程中,都直接或间接地借鉴了日本章节体中国通史的形式。

党史研究学术史理论三题

作为一种具有"理想类型"特质的史学概念和学术实践,党史研究"学术史"自身的理论属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史学理论问题,仍然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厘清和建构。本文择取三个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理论问题进行深度阐释,包括"学术史"的概念意蕴和学术定位、"学术史"研究的整体史理念以及学术争鸣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考虑到党史研究学术化的本质是历史学化,那么"学术史"的本质就是史学理论而非相反,这就要求整个党史学界应该持续加强史学理论修养和历史哲学思维能力。

朝鲜王朝所编之中国史书

朝鲜王朝编修了四十多部中国史书 ,其中以明史所占比重最大 ,其次则是宋史。尊华攘夷为中心的儒家正统观成为这些史书的基本原则 ,上至国王 ,下及儒士皆参与中国史书的编撰 ,成为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的一个重要表征。透过对这些史书的分析 ,不仅可以看到朝鲜王朝对明清两朝不同的文化心态 ,而且可以更深入地把握明清时期的双边关系 。

历史撰述的批判与总结——王鸣盛论史书体裁与体例的利弊得失

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评论家 ,无不重视对历史撰述的得失进行批判和总结。作为乾嘉史学名家之一 ,王鸣盛在探讨历史撰述问题时 ,尤其注意考察史书体裁的利弊得失 ,帝纪与人物传记体例的灵活运用 ,以及书志与论赞体例的进一步完善等问题 ;同时他又能够联系具体史事和作者撰述思想来讲体例 ;既重视体例又强调不应为体例所拘 ,反映其朴素辩证的变通思想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并加以继承和发展。

历史编纂学近代转型概说

以近代社会和史学转型为背景,传统历史编纂学经历了一场解体与重构的艰难变革,其过程大致可以1900、1919年为节点划分为突破传统格局、建构近代体系、形成多元格局等三个阶段,而主要呈现出:史学科学化与历史编纂理论、方法的突破;章节体的兴盛与"新综合体"的发展;专史书写的兴起;学术规范的形成与历史叙事的转型等。其间,传统历史编纂学主动进行自我调适,使数千年形成的优良传统融入新潮流,焕发新的时代光芒。

1931年—1945年的中国通史撰述

抗战时期史学领域呈现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新的研究趋势 ,即对中国通史的研究与撰述的关注和重视 ,这一新的研究趋势是时代与社会的客观需求和史家的主体自觉共同促成的。这一时期的通史撰述对通史编撰理论作了深入探讨 ,在历史观、史书体裁等诸多方面可谓异彩纷呈 。

论中国古代史书体裁之辩证发展

史书体裁是史书编纂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历史编纂学中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古代各类史书中，包含着多种编纂形式，产生出丰富的史书体裁。探讨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的形成及其演变，揭示其发展规律，批判地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遗产，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当今的历史编纂学理论与实践也有惜鉴意义。本文考察了中国古代史学中编年、纪传、典制、纪事本末几种主要体裁的发展过程，阐明了中国古代史书体裁辩证发展的规律。

论宇文所安唐诗史的书写方式

宇文所安以迥异于国内传统文学史书写的方式,对唐代三百多年的诗歌史做了新的阐述和重写。其唐诗史的书写坚持"理解变化中的文学实践"的原则,主要采用"量子论研究方法",努力揭明作家作品没有固定可靠的源头而只拥有众多充满变化和需要再解读的历史文本的观点。在解读具体作家作品时,宇文所安强调过程、不确定性、模糊性与多元性。考察这种模糊不确定的研究方法在宇文所安唐诗史书写中的实践形式,是理解和借鉴其文学史书写理论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