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势:传统史权与君权的紧张

与西方古典史学相比,中国古代史学家似乎更强调"史"的终极裁判权力。在中国传统史家的观念中,始终存在一"史权"的观念,认为"史"不仅代表着公正,代表着最高道义的裁决,而且体现着一种能够"贬天子,退诸侯","与天与君并",制衡君主威权的力量。这种史权的观念,一方面来自于"巫史合一"的早期史官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历史理性下对于"不朽"的理解和价值追求。这种对史的权威的强调,除了构成中国古代史家自律的责任意识外,也透露出在那个时代,"史权"与"君权"之间,即"道"与"势"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而一部中国传统史学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展现为一部专制政治与"史权"此长彼消的历史。

秦汉史职演变与史权消长

中国传统史职由最初的职权混合,分途演进为各种官职,秦汉时期是史职演变的关键期,其间史权由隆而替,逐渐趋于式微。史权消长往往是史职变迁的反映,而这又与现实事务之增减、秦汉大一统专制皇权的加强、儒家思想的独尊及其在选官制度上的体现密不可分。由西汉之太史令到东汉之兰台令史、东观著作,史职在分散的同时,其具体职掌也发生着改变。别职知史务的增多也挤压了专业史职工作者的空间,这些都是社会历史发展在史学领域的反映。

中国古代史权演变考论——以记注制度变迁为中心

记注制度从诞生之初就被赋予监督君主的职能,该制度兴衰与史权强弱紧密相关。依据记注制度的变迁,可将史权演变划分为两个上升期与两个下降期。第一个上升期是从西周末年到春秋,该时期记注制度初次产生,史官勇于“记过”,即直书君主过错并宣之于众;第一个下降期是从战国到秦代,该时期记注制度消亡,史官不敢“记过”只能“记功”;第二个上升期是从西汉到唐高宗朝,该时期重建记注制度,史官兼记功过但密不示人;第二个下降期是从唐高宗朝到清代,该时期君主不断对记注制度加以“改造”,致使史官逐渐不能、不敢、不愿“记过”,史权最终完全沦为君权的附庸。

“《明英宗实录》诽谤景帝说”考释——兼论明代史家史权意识的复苏

明代弘治朝以降,史学界逐渐形成了《明英宗实录》有意诽谤景帝的说法。这是值得商榷的。不可否认,受现实政治与实录凡例等客观条件的制约,《明英宗实录》关于景帝的书法与文本确实存在"曲笔"现象。但《明英宗实录》大多数史官主观上不仅没有诽谤景帝的意图,反而明显表现出偏袒景帝的倾向。首先,史官冒着得罪皇权的风险在书法上争取确立了景帝的皇帝名位,使之没有重蹈建文帝覆辙;其次,史官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极力淡化景帝苛待英宗父子的失德行为。《明英宗实录》史官在处理景帝书写问题上敢于直面皇权,这在明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引领了明代史家史权意识复苏的潮流。

论刘知幾学派的史学风范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与其友人论道讲学,互相影响,在事实上形成"刘知幾学派"。在当时史馆修史弊端丛生的情况下,他们发扬"无所阿容"的批判精神,坚守"彰善贬恶"的史家职责,主张"善恶必书"的直书原则,展现出史家"以史为鉴"的忧患意识。这种史学风范不仅对当时史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也深刻影响着后世史学的发展。

嚴嵩與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

生前享有很高文學聲望的詩人嚴嵩,身後因其姦臣的政治身份,在明代文學史中處於失聲的狀態。其實,嚴嵩的文學研究價值,並不在具體的詩歌造詣,而在他作爲正德文壇新秀和嘉靖文壇領袖,在整個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變動中的關鍵作用,及其對於重新認識姦臣與詩人這兩種身份的典型意義。他早年游離於茶陵派與"前七子"之間的文學經歷,爲他晚年持文柄及處理臺閣與"後七子"的關係,提供了有益的經驗。而他晚年對"文柄"與"史權"的態度,又迥異於徐階、王世貞等人的常規思維。但他對日漸勃興的公衆文學世界中庶民書寫之力量,未有足夠的重視,以致一些異見文人借戲曲、小説等俗文學的書寫,繞過傳統的史官之筆,完成了對嚴嵩姦臣形象的塑造。此爲文學媒介變革對古代上層文學秩序與權力的重大衝擊,嘉靖、萬曆年間正是關鍵之節點。

宁绍七县清代县志评述

宁绍地区在我国地方志的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在历史上,这里出现过一大批优秀的地方志书,是我国地方志的发祥地,又是我国方志学和方志理论的摇篮。我国古代最杰出的方志理论家、方志学的奠基人和创始人章学诚即诞生于此。当前。

浅论“道”、“政”之间的传统史家权力——以刘知几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以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为中心 ,探讨了传统史家权力意识的历史和文化根源 ,着重分析了史权与以皇权为代表的专制主义势力间矛盾冲突的原因和表现 ,同时也对这种史权意识在刘知几身上的特殊表现作了一定的探析。

论“道”、“政”之间的传统史家权力——以刘知几为中心的考察

传统史家权力意识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根源 ,表现了史权与以皇权为代表的专制主义势力间矛盾冲突。

宋元對峙時期的大都督

1260年世祖忽必烈即位建元朝後,在宋元邊界相繼設立江淮大都督與江漢大都督府,由益都世侯李璮與真定世侯史天澤侄史權分任大都督,主持對宋防禦事宜。此後從至元十年(1273)襄樊戰役結束起到南宋最後滅亡,元朝又先後任命了十餘位大都督,其中絶大多數爲南宋占領區的地方臨時長官。本文擬將元初出現的大都督進行一下梳理,不當之處,敬請指正。

《说听之间》即将出版

江苏省广播电视学会常务副会长韩泽同志的专集《说听之间》即将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近代学人对古代“史官”之阐释

近代学人对“史官”及其相关概念有许多认识与诠释。随着清代章学诚、龚自珍等人学说在近代的盛行,史官被有心摆脱经学纷争、重新探讨上古学术源流的学人所重视。他们视史官为上古学术枢纽。然彼等阐扬史官的同时,对《汉书·艺文志》中道家出于史官说亦援引申论,强调道家得史官真传,使其地位水涨船高,对儒学的正统地位产生极大冲击。因上古史官地位之重要,目睹近代变局的学人遥想由史官而生的“史权”,认为其乃对君权的有力制约,成为中国古代对抗专制权力的利器,史官一职成为他们批判、改造近代政教的重要思想资源。随着近代新史学的流行,如何评价史官成为致力于斯的学人梳理、检讨中国传统史学时颇为关注的问题。强调其位置重要者,同时也反思史官对史学的消极影响,阐扬其意义者,乃是借之力言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这展示了各人自己的史学思想,甚至是对时代变局的感观。

马鞍与马镫

在整个冷兵器战争时代,最具冲击力和威慑力的兵种,当然非骑兵莫属,当整齐列阵的骑兵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敌阵时,很难有人不被吓得魂飞魄散。不过,骑兵的威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在没有两样关键的马具之前,骑兵几乎无法在战场上发挥战力。什么马具这么重要?嘿嘿,就是马鞍和马镫啦!可怜的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是历史上第一位以骑兵出名的军事家。早在2300多年前,这位年轻的马其顿统帅便率领着精锐骑兵所向披靡,建立了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马其顿帝国……且慢!虽然军迷们对亚历山大的传奇耳熟能详,但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误会,那就是——亚历山大的骑兵并没有那么凶猛!在真实的历史上,亚历山大的骑兵一般是这样作战的。

史家风骨(外一章)

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以阙之哉!——《史通.史官建置篇》中国史官所秉持的不虚美、不隐恶之记事原则与正直不阿的态度,形成国史上若干优良的传统,不朽的典范。诸如史官峥嵘之风骨,史料征存之丰赡。

当代文学经典化势在必行

当代文学经典化,是个争论不休的焦点话题。早在2008年,吴义勤教授就旗帜鲜明地提出,无论从汉语的成熟程度和文学性的实现程度,还是从当代作家的创造力来看,当代文学的成就都超过了现代文学。他鼓励学者要有树立当代经典的勇气与信心,努力破除经典＂神圣化＂光环,反思经典＂自动呈现＂的误区譹。其实,这一话题背后还隐含着诸多文学史权力关系的探讨,诸如,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关系如何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