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固史法”:宋元史笔文法理论之宗及其流衍——兼谈班马优劣论

宋前研究者们多将史汉作为史书来解读,迁固史法理论还仅停留在史笔论上。随着对迁固叙事笔法论探讨的不断深入,宋元学者对迁固文章结构法度的认识更为鞭辟向里,纷纷对史汉字法、句法、章法等予以显微阐幽。自宋元时期“迁固史法”“韩柳文法祖《史记》”等术语正式提出后,《史记》《汉书》遂成为古文家指导写作、读书方法的蓝本,上溯迁固下延韩柳的学文路径几成学文定法。而宋元班马异同专著的出现,也使宋前班马优劣论逐渐转向班马文章书写的比勘对照,由此产生了班马并提论乃至班马得失互见论。从实录到叙事,从史笔到文法,从笔法到风神,“迁固史法”肇始于宋前史学泛概念,至宋元正式成为文法术语,明清时期实现文法践履与更张,揭橥了迁固史笔文法理论在文学史上的奠基期、发展期、定型期乃至升华期。

史笔与诗心的驰骋——评电影《长安三万里》

从1941年第一部动画电影长片《铁扇公主》问世,到20世纪50-80年代《大闹天宫》《哪吒闹海》为代表的“中国动画学派”诞生,再到《大圣归来》象征“国产动画电影元年”到来,《大鱼海棠》《哪咤之魔童降世》的热映,“西游”“封神”“白蛇”“山海经”等神话题材经过反复演绎,成为我国动画电影的标志性母题。奇谲梦幻的神话故事天然具有永不衰竭的衍生空间,而对于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历史人文题材的长期缺失,未免留下不小的遗憾。2023年7月,追光动画出品的《长安三万里》(以下简称《长安》)上映,堪为我国动画电影的题材开先之作。影片以李白、高適、杜甫等盛唐诗人为主人公,以天宝盛世到安史之乱为背景,其厚重的历史质感折射出命运、文化、战争、友谊的多彩光谱。影片以陈寅恪先生“诗史互证”为叙事关系,以“诗眼”打开“历史之眼”,又用“历史之眼”重新发现诗的意义。

陆游“史笔山水”的写实品格与形态

陆游的山水诗具有鲜明的写实性的品格和形态。国运特点和时代风气,决定了陆游个人的命运,奠定了陆游关注现实生活的自觉,也决定了陆游诗歌创作崇尚写实的特点,形成了他以诗纪实、以诗当史的诗美执著和审美取向,其山水诗与杜甫诗一样具有"史笔"的文本特征,可作为诗之《东京梦华录》来读。

史笔、诗史与心史:明末清初文学之“历史”轨迹

明末清初,诗人在"诗史"创作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诗史源于诗人的"史笔","史笔作诗"使诗歌具"史体"。诗人对诗歌历史价值的再认识,促使"以诗纪史"成为诗人自觉的创作理念。诗人倡导诗歌要"补史之阙","诗可以正史之讹"、"以心为史"、"史外传心之史"新观点诞生,文学家亦对诗人主体性和诗歌抒情性进行重新认定。明末清初诗人独特的"诗史观"促进了叙事诗的发展,叙事与抒情相融合的诗史创作与以前的"诗史"创作拉开了差距,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都是以往中国文学史所没有的。

诗心驱史笔——杜甫《八哀诗》讨论

杜甫《八哀诗》向来被认作诗的传记,明人王嗣奭《杜臆》卷七说得分明:此八公传也,而以韵语纪之,乃老杜创格,盖法《诗》之《颂》;而称为“诗史”,不虚耳!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六亦引郝敬曰:《八哀》诗雄富,是传纪文字之用韵者。文史为诗,自子美始。

史家诗心 士子情怀——论祁韵士的史笔与文笔

清嘉道时期,学界由考据转向经世致用,标志就是西北史志学的兴起。祁韵士首开西北边疆史地学之风,他获罪被谪,也因此获得实地考察之机,实现了学问与文学创作的双重突破。他的西域诗呈现了史笔与文笔的互动,其价值至今被学界忽视,还未进行深入的挖掘。当前我国"一带一路"重大战略的实施如火如荼,祁韵士在西北边疆史地学方面的翔实著述,以及他西域诗文的创作成就无疑具有独特的价值。

诗具史笔:沈约诗歌的史家意识

沈约一生措意史学,撰晋、宋、齐、梁四代史,又长期活跃于齐梁诗坛,正如其史学书写中蕴含着诗家之心,他的诗文创作中也往往渗透着史家之笔。这类诗作中一部分为叙写梁代建国的史诗;一部分或咏时事,或咏古人,或在咏怀中寄托史思,其中多多少少呈现了其史家品格的一面。

孙犁小说的史笔与创作方法

孙犁的小说创作重视叙述的历史真实性,着眼于心灵、人性的探索,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他在抗战小说的创作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体”,这在主流叙事里显得另类,“我”是造就这种文体的“神”,抒情性是其文体表征。“芸斋小说”是孙犁写“我”之思的极致,他以个人视角对文革期间的种种世相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形成了“文革十年”表现上的个人话语方式。孙犁的小说从古代白话小说传统中借鉴了创作方法和叙事方式,在民间文化的潜移默化中,其部分小说与“寒窑”母题形成了互文关系,晚年又从史传文学传统中吸收了更多的养分,借鉴了列传、志异的写法以及《史记》《聊斋志异》的形式因素,拓展了小说艺术的表现空间。

适时·史笔·引人入胜——评张新科长篇小说《苍茫大地》

张新科长篇小说《苍茫大地》通过以革命烈士许包野为原型塑造的许子鹤这样一位传奇人物的人生经历,正面书写了20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还原了当年中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对于澄清历史虚无主义迷雾,教育全党全国人民"不忘初心",极有现实意义。作品在剪裁史料、突出主题、表现历史过程的本质真实,以及人物刻画和场面描写的生动性与丰富性,语言运用及叙述节奏的把握等方面,都颇具匠心,是一部既弘扬正能量,又兼顾大众欣赏趣味,达到雅俗共赏的优秀作品。

奇文史笔红楼梦·自序

自序对全书的内容和宗旨从奇文、史笔、文化、意象、小说艺术及运用的批评方法等方面进行阐述和归结。破译奇文"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儿与茗烟、暖香坞春灯谜、鹡鸰香念珠、冷香丸等。把司马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的史笔运用在小说中;对善恶、美丑、是非给予褒贬、爱憎、美刺、斧衮的严正评判。《红楼梦》是文化小说,故有必要对其进行意象溯源、文化寻根和深意探索。

卓越的史识和精妙的史笔——论《故乡》的传记文学特征

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故乡》纪实色彩浓厚,从思想内涵、情节结构、人物形象以及语言叙事多个方面表明其真实性与诗性并存,具有较为突出的传记文学特征,可以视作小说性传记或者传记性小说。小说呈现出跨文体系统和多文本倾向,彰显出鲁迅先生卓越的史识和精妙的史笔。

论戴名世散文创作的史笔与文心

戴名世存世的文章,以史论、传记、游记、书序为主。这些文章,一方面体现了作者著史立说理想追求,带有一定的史家意识与学人特色;另一方面,亦不乏个人情感的抒发,具有强烈的感性倾向和个性色彩。这一特色,体现了清初散文创作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的相互影响。《南山集》案后,散文创作的学术化倾向加强,而文人风骨尽失。以此案为标志,清代散文创作日益远离明代轨迹,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色。

从《红楼梦》各题名顺序及风格看其史笔真实

《红楼梦》小说有多个题名,它们在《凡例》中出现的顺序与在第一回交代其由来时的顺序略有不同。《凡例》中的顺序暗含作者攻守回环的太极笔法,且各题名有着文白雅俗的风格差异,暗藏了褒贬态度。在各题名的关系中,作者以"红楼梦"总括全题,以"金陵十二钗"指涉真事,以"悼红轩"关合"红楼梦"和"金陵十二钗",且以"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一事透露了隐于文本背后的创作本事。

台湾史研究的史实、史识与史笔

台湾历史的研究,需要以全球史观加强大背景的考察,同时坚持实事求是、钩沉知新的治学态度,既反对＂遗忘＂,又反对＂狂欢＂。我想从文化/文学史研究的角度,谈三点粗浅的意见。

诗具史笔 史蕴诗心——评刘国安的古体诗集《诗忆六十年》

当代中国诗歌创作面临双重困境：其一是对古体诗歌的冷落，即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古体诗在“新文学”格局中的地位日益边缘化；其二是在推崇启蒙精神与浪漫情怀的朦胧诗潮后，伴随精英文化的隐身与娱乐文化的勃兴，以“新生代”为潮头，“民间写作”、

《史记》中“春秋笔法”与“史笔精神”的矛盾统一与超越

"春秋笔法"与"史笔精神"在《史记》中的综合运用,表面看来它们所代表的叙事方式水火不容。可经过分析,我们发现,这两种叙述方式一属于史官之职,一属于史官之志。在叙事结构内部二者是没有冲突的。非但如此,两种方式相互统一,共同为表达主题思想服务。

千秋史笔 曲家知己——略论钟嗣成在《录鬼簿》中的吊词

元代曲家钟嗣成,字继先,号丑斋,汴梁(今河南开封)人,约生于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卒于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或略后,因撰有《录鬼簿》而对我国戏曲史学有着开创性的贡献。据《录鬼簿续编》载,除《录鬼簿}外,他创作过七本杂剧,所编小令、套曲极多。可惜杂剧均已不存,现传世的仅有小令五十九首和套数一套。在他的散曲作品中,《吊宫大用》等十九首(凌波仙)曲因原附在《录鬼簿》各曲家小传之后,很少被单独论及。其实,它们独树一帜,在以曲写史和艺术审美方面具有很高价值,是元人散曲中一束别具风姿的奇葩,值得我们细加品味。

文学史的“野史笔法”

曾是新时期疲软的文坛一道别样风景线的、纷纷扬扬的“重写文学史”讨论，如今早已曲终人散，降下帷幕。但水落石不出，真正“重写”的文学史却“千呼万唤未出来”。虽有几部号称“新文学史”的著作问世，但换汤不换药，依然摆脱不了“排排坐，吃果果”的模式，无非是将文...

“史笔”与“文笔”——读林帆《〈史记〉与“报告文学”》

《新闻记者》月刊今年第8期上发表了林帆先生《（史记）与“报告文学”》一文（下面简称“林文”），文章的大意是，通过《史记》与报告文学的类比，认为新闻（林文将新闻通讯视为“报告文学”）的写作也可仿效《史记》，采用文学的笔法。我读后觉得文中的许多提法与意见，颇有商讨的必要，现在就来逐条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