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位之争中的唐太宗与史臣

唐太宗一生经历两次皇位之争,先是作为争夺者和李建成竞争皇位;贞观后期,又亲眼目睹了儿子李承乾、李泰之间为皇位展开的激烈斗争。这两次皇位之争引起的政治风暴,将以房玄龄、魏征为首的诸多史臣纷纷卷入其中,史臣从维护李唐政权稳定的长远利益出发,积极为唐太宗献言献策。唐太宗和史臣君臣关系情深义厚,然而,这也不足以使皇帝完全放弃对他们的猜忌,不足以保护他们及其家族免受政治风波的冲击。

从《陶侃传》“史臣曰”看《晋书》史论

《晋书·列传第三十六》合卷叙述刘弘、陶侃事迹。该卷“史臣曰”评论陶侃说:士行(陶侃字士行)望非世族,俗异诸华,拔萃陬落之间,比肩髦俊之列,超居外相,安总上流。布泽怀边,则严城静柝;释位匡主,则沦鼎再宁。元规以戚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贵,服其言而动色。望隆分陕,理则宜然。至于时属云屯,富逾天府,潜有包藏之志,顾思折翼之祥,悖矣!夫子曰“人无求备”,斯言之信,于是有征。

从贞观史臣之论,看其时两种文学观之对立

唐代贞观时期(627—649)是有唐三百年江山的重要开创时期。唐太宗李世民践祥以来,对内任贤纳谏,宽刑省法,崇儒术,开库序,广值人才,实行开明政治,予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对外,则东西征战,拓疆扩土,以保唐帝国的安定与统一。二十三年的苦心经营,使经隋末战乱后遭到极大破坏的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地恢复与发展。随着经济的繁荣,出现了社会稳定、国力强盛。

明史馆的耿介史臣们

晚明李贽以后,中国史官、中国史学家、中国知识分子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坚持直笔的斗争更多的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这是与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以后专制罗网更密、政治愈加黑暗的现实相适应的。这种群体斗争,当以清初明史馆史臣所为为代表。当时明史馆史臣们面对的一个棘手课题,是如何书写明朝君臣事迹,尤其是明末抗清英雄的事迹——是碍于忌讳,曲加隐饰;还是尊重历史,如实记载?这对每一位史官来说,不啻为一次人品及文品的严峻考验。

遗产保护视野下的元代史臣群体及其书画鉴藏

元代文儒中很多都曾出任史职,这一职事虽仅占据其仕宦生涯的某个阶段,但对文儒的心态及文化活动却具有深刻影响。元代史臣大多由金宋文儒及其后人构成,在故国情感的驱使下,对辽宋金三史修撰的推动贯穿元代终始,甚至成为一种思潮和文化力量。最直接的影响是对于“故物”即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在书画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元中期以后,史臣对皇室鉴藏的参与逐渐增加。在“左图右史”的理念下,大批史臣被召入奎章阁,对元内府的书画鉴藏起到积极作用。史臣注重实证、究研精微的学术理念延及书画鉴定,体现出史职影响下的方法特色。

清初明史馆的耿介史臣们

晚明李贽以后,中国的史官、史学家、知识分子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坚持直笔的斗争更多的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这是与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以后专制罗网更密、政治愈加黑暗的现实相适应的.这种群体斗争,当以清初明史馆史臣为代表.当时明史馆史臣们面对的一个棘手课题:该如何书写明朝君臣事迹,尤其是明末抗清英雄的事迹——是碍于忌讳,曲加隐饰;还是尊重历史,如实记载?这对每一位史官来说,不啻为一次人品及文品的严峻考验.

论南朝四史史传人物的文集记载

在前四史的记载中 ,史臣对文人作品的注意并不多。南朝四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中有关文人别集的记载呈现出由浅到深、由少到多、日趋具体的变化过程 ,文学的发展与兴盛促进了文集的辑结和流传。正史中《文学传》的设立有机地改变了史学的体例和结构 。

《周书》校读札记(五)

1.“津启庆之为行台左丞,典参谋议。”（《周书》卷三九《辛庆之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97页）“典”,《北史》卷七〇《辛庆之传》作“与”。按：古代无“典参谋议”的说法,“与参谋议”较为常见。繁体“与”作“與”,“典”与之形近,盖为其形讹。

顺治八年黄河及其支流河工题本

本专题史料选自馆藏内阁题本,主要内容是有关顺治八年题报黄河及其支流水害,并兴工筑堤御洪工程经费开支的情况,现予公布,供研究参考。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主持人语：本期＂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专栏向读者推荐四篇文章,首篇是历史理论问题的文章,后三篇是史学史及史学理论范围的文章。关于历史文化认同的研究,是近年来很受学术界关注的课题,其原因,首先在于它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中国何以在很早就形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且历经漫长的历史时期而不断巩固,其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即联系各民族的精神纽带）是什么？

《满汉名臣传》的版本及其价值

《满汉名臣传》一书又名《满汉大臣列传》《国史列传》《满州名臣传》,是一部传纪类史书,它收录了自天命元年至嘉庆初年以满汉大臣为主的人物列传,其中也有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大臣的人物列传,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满汉名臣传》一书的作者及其版本源流 《满汉名臣传》一书的作者究竟是何人?根据一些资料证明,笔者认为是清国史馆编撰。首先,该书的书名页或书口都标有“国史馆撰”的字样,清代大臣李桓编纂的《国朝耆献类征》一书卷首“述意”一文详细阐明了此书的部分史料来源,在阐述书中国史列传部分时写道:“本人有国史馆本传者均将史传首列,次及诸家文字,唯史馆故事止准史官就馆抄录,不得将原本携归私寓。先文恭公,先编修兄叠,直史馆均不过二三年,就抄无多,嗣属在馆戚友续抄,仍属无几,是以应有史传而阙载者甚多”。可见《国朝耆献类征》一书所载国史馆本传部分即清国史馆史料,我们将其中的国史馆本传部分与《满汉名臣传》逐一相核对,其内容完全一致,由此可以断定《满汉名臣传》的作者即为清国史馆。为进一步核对《满汉名臣传》一书的作者,我们又走访了国家档案馆和故宫博物院,从档案馆残存的资料来看,

《元史》修纂中的几个问题

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年号洪武。这一年农历闰七月末,元顺帝北遁,八月克大都,冬天即诏修《元史》。 洪武元年十二月朱元璋诏谕开修,进行筹备,中间因元顺帝一朝史料散落无考派人采访而停顿半年,经两次修纂,终于“合成前后二书”,复厘分而附丽之,共成二百一十卷”的《元史》。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研究探讨。

《永始三年诏书》简册释文

《永始三年诏书》简册,一九七四年经甘肃居延考古队发掘,出土于汉代金关烽火台南侧的遗址中。共存十六枚简,出土时简的麻绳编纶已朽,经整理后,现将释文发表于下。丞相方进御史臣光昧死言明诏哀安元:臣方佳御史臣光往秋郡被霜冬无大(雨者)不利宿麦恐民□? 郡国九谷最少豫稍为惆给立辅既言民所疾苦可以便安弘农太守丞立山阳行太守事湖陵□阝上?彳调有余给不足不民所疾苦必可以便安百姓者公计长吏守丞? 臣光奉职无状顿:首:死:罪:臣方进臣光前封公上计弘农太守? 令堪封曰富民多畜田出贷?

《晋书》的史论

史论的创立，由来已久。《左传》有“君子曰”，《史记》有“太史公曰”，《汉书》有“赞”，《三国志》有“评”，《晋书》以下，则多为“史臣曰”。《晋书》往往在有些例目前加一段序言，说明设立之原由凡例，有时也进行评论，亦可视作史论。自史汉至晋书，史论总的趋势...

《大越史记全书》初探

《大越史记全书》是越南封建社会后黎朝遗留下来的一部史学巨著。这部史学著作,长期以来成为研究越南封建社会十分珍贵的参考史料之一,在越南史学史上的价值,被越南史学界誉之为史坛上的一颗“瑰宝”。但这部史学巨著,主要是记载越南李、陈两朝四百余年的历史,至于鸿庞纪,属神话轶事,荒诞无稽,不可相信,吴使君和黎太祖纪诸卷,记载简陋,多为帝王将相交替的历史。

论李建成在建唐中的历史作用

李建成以皇太子,在玄武门之变中被秦王李世民射杀,于是史书对其颇多微词,当今史学界也认为他无才无功,仅以嫡长子而居太子之位,是个纨绔无赖子;李世民与李渊、建成等人的斗争,是当时社会进步倾向的代表者与腐朽倾向的代表者之间的斗争。对李建成的这种历史结论是极不公允的。

试论《抚边杂录》与几种史籍之间的因袭关系

黎贵惇(1726—1784)是越南后黎朝南北分裂时代一位较有影响的政治家和学者。《抚边杂录》(以下简称《杂录》)一书就是他在1776年二月至八月,受命出任顺化协镇期间撰成的。《杂录》是一部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著作,正文共有六卷,著录了阮氏割据期间顺广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等方面的大量原始资料。其中主要是阮氏的档案册薄、文人逸士书信诗文及作者询访所得的口碑史料。此外,黎贵惇还参考或直接引用了《大越史记全书》(以下简称《全书》)和《乌州近录》

《宋史·文天祥传》考辨

《宋史》在官修的正史中是一部芜杂疏漏,史实颇多谬误的史书,《宋史》中的《文天祥传》也不例外。明吉水胡广说:“《宋史·文天祥传》简略失实,盖后来史臣为当时忌讳,多所删削,又事间有抵牾。”胡广因此根据《宋史·文天祥传》和元刘岳申《文天祥传》,参考文天祥的《文山先生全集》等著作,重写了一篇《文丞相传》,订正《宋史·文天祥传》的一些错误。如《宋史》误王积翁为王绩翁,又如《宋史》称文天祥是吉州吉水人。

《商书·高宗彤日》的写成时期

《尚书·商书》中的《高宗肜日》篇,是殷王祖庚肜祭他的父亲高宗武丁的时候,发生雉鸟鸣叫的事,引起了殷王的恐惧,生怕上帝有什么事要责罚他,另一王室大贵族祖己就对祖庚讲了一段诫勉的话,史臣记录下来,就成了本篇。这是仅存的商代文献孑遗五篇中的一篇,是对商史研究较为重要的一篇。去年我向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提交了《谈【高宗肜日】》一文,谈到了有关它的下列几个问题:(一)商代确有这样的文献传下来;(二)高宗就是殷王武丁,“高宗肜日”是祖庚对武丁宗庙的肜日之祭;(三)祖己就是武丁儿子孝己;(四)对鸣雉的畏惧。

新版《黄宗羲全集》简介

黄宗羲(一六一○—一六九五),字太冲,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古藏室史臣、双瀑院住持等,人称梨洲先生。黄宗羲的著作数量众多,涉及领域也很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