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有史不是史,史蕴诗心终非诗——事实与价值视域下文史关系的哲学辨正

史学因其"诗性"的当代凸显而面临"史即诗"的学科尴尬,循陈寅恪"诗史互证"理路而来的重材料考辨且迷恋"原意"或"本意"的诗学史学化走势,共同把文史关系逼入了困境。"诗中有史"根自古典诗学的诗可以观、物感说和兴寄传统,"史中有诗"看到了历史著述先天固有的主体性因素。文学创作的现实性与历史著述的主体性正是上述极端之论的逻辑根源。若从事实与价值的"二向度思维"看,历史之追求客观性和真实性与文学之祈向超越性和创造性,皆为价值理想,绝非文学实际上无法完全摆脱现实、史乘根本上必带主观这类"事实"因素所能取消和否证的。

春秋笔法与“史蕴诗心”——以刘知几、章学诚为例

作为中国史家治史的一种文化话语,春秋笔法使得中国史学具有丰富浓厚的诗学意蕴。刘知几的"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章学诚的"作史贵知其意",史笔与诗笔互为融通,将钱钟书先生所谓"史蕴诗心"发挥得淋漓尽致。

“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钱钟书历史诗学思想试析

钱钟书先生虽以文学家及文艺批评家著称,但其在史学思想领域也颇有创见。他针对诗、史联系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钱氏这一诗、史联系理论同西方新历史主义"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理论相比照,不难发现钱氏历史诗学思想实质即在坚持"诗、史有别"的前提下融通文学与历史,进而强调文学与历史间的"互涉"。

“史蕴诗心”说:打开历史文本的文学之窗——以《曹刿论战》阅读教学为例

历史书写在叙事记言、文本结撰、语言功效上,如同诗歌(文学)创作,故而史笔实是诗笔,史家之心通于诗心文心,钱锺书称之为"史蕴诗心"。此说为正确解读历史文本提供了理论支撑,具有前瞻性。课例《曹刿论战》试以"史蕴诗心"说为教学主题,探讨由此"打开历史文本的文学之窗"的具体做法与若干思考。

史蕴诗心——史传“实录”艺术与红楼叙述艺术之间的传承关系

本文从“史蕴诗心”的角度,有层次地分析中国历史叙述艺术是如何将“史笔”与“文笔”、将“实录”精神和“诗心”、“文心”统一起来的;这些出自史传的叙事艺术资源,在《红楼梦》中又有怎样的继承和发展。

史蕴诗心:在分裂中重建整体——长篇小说《民谣》的叙事伦理

庚子年的春天,一位苦于不能忘却的写作者,将自己近二十年来一直萦绕于心的记忆付诸笔端,如春蚕吐丝般抽取、缠绕、回旋、交织,织就了一部长篇小说《民谣》。小说聚焦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苏北乡村,以一种回望的姿态重新进入历史,在不断地穿插闪回中用绵密的细节还原那一时、那一地的生活。

借鉴与传承:中国传记的现代性构建

进入"五四"后,现代知识者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提出以现代西方传记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标准为创作范式和批评尺度,有力促进了中国传记的文体变革。现代传记作家高扬人道主义思想和个性主义,为中国传记观念和创作带来涅槃中的重生。他们站在世界视野的高度,旗帜鲜明地倡导现代传记的"文学性"立场,在促进中国传记的现代性转型,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传记迎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机遇,在创作旨趣上,他们虽有明显的文史分野,轻重有别,但师心使气,各擅胜场,其传记均具有"史蕴诗心"的审美特点。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论春秋笔法与诗史关系

本文在钱锺书相关论述的基础上,认为,尚简用晦的“春秋笔法”是源于《诗》的比兴寄托手法和美刺褒贬精神在史书写作中的拓展和延伸,并与赋比兴有明显的对应关系,是史蕴诗心的集中表现。史蕴诗心与西方后现代吏学既不同又相通,其理论意义在于解构了史学中关于“实录”、“信吏”观念的霸权地位,将史书还原为历史叙述文本;突破了传统以史为中心,史主于文的价值观念体系,确立了文艺性修辞在史书中的本体地位。

中西历史理性异同辨——兼论历史理性中真善美之矛盾及其统一

黑格尔认为中国人没有历史理性,唯独西方人有;时贤则强调古代西方的理性结构中缺少历史理性,而古代中国的理性结构中历史理性占有支配地位。这些说法都不是事实。无论中西,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理性传统,都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方面提出了许多本质上相同或相通的见解;无论中西,历史理性也都是多元发展的,都呈现出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奇观。中西历史理性在历史认识论、史学价值论和审美理念方面有七同三异,在对社会历史的根本看法(历史观)方面也有七同三异。由于学者们对历史理性中真善美三大要素各有偏重,于是就出现了道学史观“离善愈近,离真愈远”、20世纪德国唯心论“离美愈近,离真与善愈远”的情形。要克服这些弊病,追求历史理性之真善美的统一,就必须在完整准确理解唯物史观思想体系和创造性地继承与发展先哲们留下的宝贵思想资源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