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者眼中的清末民国时期史学流派

民国时期学者将转型中的中国史学划分为多种流派。冯友兰提出的信古、疑古、释古说产生较大影响,但此说本身存在歧义。各种观点多倾向于史料派与史观派的概括,然而仅以“史料”归纳为史学一派,从学科自身概念上看并不十分严谨。以历史考证派为主的“史料派”和以唯物史观史学为主要内容的“史观派”可视为是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两大主线,却不宜将二者视为20世纪中国史学仅有的两种发展趋向,也不宜将二者完全绝对化甚至视为“各趋极端”“而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今日我们所熟知的各种学术思潮、流派,也并不完全意味着它们是完全各自独立、互不影响或互相对立的,如果将它们截然区别开来看待,难免失之于绝对化。在今日学术界对清末民国时期史学的研究大大深化的基础上,一些在短时期内未必看得清楚的史学现象、学术谱系经过深入研究已经逐渐明了,若干在当时影响甚广或影响有限的史学流派、相关史家及其争议观点获得多重角度的研究和不同的评价,中国近代史学的样态得以更全面、更真实地呈现出来。

史料对中国史学转型的制约

中国史学的一个巨大的特点是它是以雄厚的史料支撑的史学。史料的丰富使得史家注重史实的认知,注重长期的历史的浸润,而理论难以介入。史学的转型潜在地受到了史料的制约。史料派从内在理路上继承了考据范式而进一步完成了历史观念与问题意识的更新,为解决当时建设中国古史而不具备的史料问题走上考据之途。史观学派在对理论与史料都缺乏理解的情况下研究中国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亦未完成重新认识中国的任务。

新史学与新汉学嬗递中的20世纪中国历史学

20世纪中国历史学主要沿循新史学与新汉学的脉络发展演变。新史学与新汉学分别代表史观派和史料派所塑造的两种不同的学术型态。从某种程度上讲,百年中国史学史既是史料派与史观派的对抗史,又是新史学与新汉学的演变史。其间,新史学与新汉学经历了三次嬗递。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总体发展是在新史学与新汉学对立互动的框架中进行的,两种范式的起伏消长为其表现形式。

史学危机?思想启蒙?学术建构——试析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史学主潮

百年中国史学可以说是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的对抗史,这一明显特征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几乎有一全程展示。八十年代初是史学无所适从的年代,旧有范式的失落使历史研究者转而引进了各种宏大范式来填补史学研究的空白。九十年代是中国史学真正发生危机的年代,危机的发生来自乾嘉传统的大步回归,乾嘉传统无可争议地成为了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陈寅恪热”的出现即可看做是史料考订派“硬想回到乾嘉去”的载体。史观与实证的“兼容并包”是未来史学的不可争议的正确取向,任何一派的一统天下都将重蹈史学研究的闹剧。随着新实证研究方法的兴起,彻底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还历史以丰富多彩的原始风貌,可能是解除目前史学危机的一种新的尝试。

史家与史学──20世纪三位学人治史门径蠡测──傅斯年：作为学派的领袖与作为个体的史家

史家与史学──２０世纪三位学人治史门径蠡测──傅斯年：作为学派的领袖与作为个体的史家狄笙北大历史系博士生与同时代其他史家相比，显然傅斯年更具有领袖气质。作为傅氏终生师友的胡适曾对他如此评价：“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

史家三巨擘 同门而异彩--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的交往及学术人生论析

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都是出身于北京大学国文门的著名史学家,都曾师从黄侃,得到黄侃的赞赏。但他们从北大毕业后,与黄侃关系亲疏不一。金毓黻与黄侃关系最笃,范文澜次之,傅斯年最淡。傅斯年、范文澜都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代表了史学发展之两翼,且在各自的学术机关居于领导地位。金毓黻与他们二人均有交往,对其学术亦有自己的评论,治学能谨守绳尺,本师说以为学,依违于二人之间。但国学功底深厚,重视民族气节以及对民族文化抱有深厚的情感,是他们立身行事以及学术著述的共同特点,反映了早年共同的师承对其学术的深层影响。

法治救国论与中国近代法律史学嬗变

清末民初之际,甲午海战失败、列强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期许及国外成功案例的促动,激发了法治救国论的高涨。尽管论者在如何变法的途径中存在歧义,但他们均谨守斟酌古今与中外通行的修律原则,决定了当时人们在法律观念上保有浓厚的历史主义,这毫无疑问提升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有助于法律史学科的促生。鉴于研究者阶级立场、个人识见、价值尺度之不同以及对取法西学的视点迥异,中国近代法律史学在初生之时,即产生考据派与史观派的分野,对中国法律史学研究范式产生长期影响。

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

1955年这个年份无论在东西方都是“一个转折点的标志”,这一年以后的东西方历史学都在“探索不同于传统的另一种研究方式”。近50年来的中国历史学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段落,即前40年和后10年。史学界在前40年一直都在话语系统内思考问题。

历史社会学的构成性难题:来由、演化与趋势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定义历史社会学,都必须面对历史社会学与历史研究的紧密联系。作为社会学内部兴起的一种反主流的学术运动,在其利用历史学的知识资源的同时,由于历史研究的独特性,塑造了历史社会学的构成性难题。史料派的"历史性"、实用史学派的"非历史性"以及史观派的"反历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