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看西汉“是”与“此”语法功能的异同

在《史记》的统计语料中,“是”有形容词、系词、指示代词,“是”和“此”有指示代词作主语、宾语、定语等六个方面的功能。观察“是”和“此”的这些功能,可以看出:“是”可以充当形容词、系词,充当指示代词作谓语,而“此”都不能;“此”的指代性比“是”要强;“此”和“是”作主语时,都可以后接谓词性谓语,但“是”后接谓词性谓语占绝对优势;“此”作动词宾语、定语的比例则均高于“是”。系词“是”的形成可能与其指示代词和形容词用法都有关系,而“此”不具备形容词用法,因此不能发展为系词。

《史记》关中文化述要

西周到秦汉时期,中华文明的龙头是关中,世界文明的高地在关中。《史记》成为记录与研究关中文化的奠基之作。在司马迁的笔下,关中是神明之隩、王者之地、改制之地、多士之地、柔远之地。张骞开拓丝绸之路,使长安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向西,罗马向东。长安成为东方文明的灯塔,照亮了汉唐时期世界文明前进的航向。

《史记》对《论语》的接受与再诠释探究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表现出对《论语》的高度重视。由于西汉儒学复苏的影响以及司马迁本人对孔子尊崇,《史记》对《论语》的接受程度很高:《史记》不仅将《论语》作为可采信的史料,而且在政治主张与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都以《论语》作为依据。以对《论语》的接受为基础,《史记》还对《论语》进行了再诠释:在内容方面,司马迁化《论语》的议论为叙事;在思想方面,《史记》体现出明显的政治哲学倾向。同时,《史记》对《论语》的再诠释,对于《论语》的经典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管窥司马迁的直书与曲笔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刘邦形象的刻画,秉承“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文章结合“元史学”关于历史意识与历史存在的转义理论,通过对《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这篇关注不多的合传的文本分析,既揭露刘邦薄情寡义、诛杀患难之交的一面,又通过与《汉书》《资治通鉴》等相关篇目的互相比照,重新探究刘邦杀樊哙之动机。同时,司马迁对“郦寄卖友”一事以叙为议、寓论断于叙事的笔法,也同样暗含了对刘邦的贬讽。

《史记》叙事的时空向度及文本张力研究

分析司马迁《史记》不难发现其暗含的时空向度,作者运用多元叙事手法对文本叙事要素进行整合,促成作品文本张力的生成。文章基于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对司马迁的叙事手法进行剖析,辅以具体篇章解析叙事文本张力,进而研习史学作品行文技巧,深入感受历史人物形象,强化史学叙事认知能力。

创新的盛会学术的“盛宴”--史记学与大学生人文素养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二十届年会综述

由中国史记研究会、陕西国际商贸学院主办的史记学与大学生人文素养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二十届年会,于2023年11月11—12日在陕西咸阳成功举办,98名专家学者参加。这是三年新冠疫情之后的第一次《史记》研讨会,会前征集论文编辑出版了《史记论丛》第19集,会议期间成立了国际史记学文化中心,对于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推进《史记》研究的国际化进程具有重大意义。这是一次创新的盛会,学术的“盛宴”。

史学批评与“望溪学问”王国的形成

方苞治史心得有三:一是“融会经传”,多引五经及《左传》内容,采用“以经传证解史”“以史证解经传”,以及“经传与史互证互解”三途,阐释《史记》《汉书》,开“义法”由经至史一路,并为“义法建构”提供重要材料。二是对“义法”进行建构,完成“义法”思想由经到史的转换,又通过编《古文约选》《钦定四书文》,使“义法”思想由史转化到古文、时文,铺就“经传义法”“史之义法”“文之义法”三层次。又以“法随义变”的灵活处理方法,将义法“生命化”,并上继前朝,以“雅洁”丰富“义法”,在评史过程中形成了完整的“义法”思想体系。三是秉承太史公“互见”立言之奥秘,倾其一贯之思,而坚守正统,其立场在宋学,但其精神维系桐城文脉,可资汉学。方苞的史学批评,是“望溪学问”之中“经—史—文”治学实践的关键环节。

明清经典阅读群像考——以《史记》阅读为例

阅读活动的群体差异在经典文献阅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明清时期的《史记》阅读可分三类群体进行讨论。一是明中后期的士子群体。文学复古风气,一方面使得士人将阅读视野扩展到以《史记》为代表的秦汉古文;但另一方面,在阅读策略上却走向剽窃模拟、编排《史记》字句的泥潭。这种基于文章创作需求的阅读充满功利性与机械性色彩。二是清中后期的学者群体。此时流行的阅读方式是对归方评点的过录,在否定与肯定的矛盾中,“圈点处启发人意”的看法在具体的阅读实践中得到证实,深刻影响了时人的日常阅读模式,彰显了其独特的阅读文化。三是明清才女群体。明末以来的女性观突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束缚,女性之“才”被肯定,女性教育受到重视。才女的阅读视野冲破女子教书的限制而遍及经史,其中对于《史记》等史书的阅读兴趣引人注目,既激发了女性创作的高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其《史记》阅读更显随性、真切,更能体会回归阅读本身的乐趣。

《史记》凡例与新文本生产

《史记》版本众多,文本形态复杂,在新文本生产过程中,编刊者的新文本意识、编纂意图与时代风潮不同,使得《史记》凡例内容、位置和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史记》新文本的每次变化往往都有凡例可寻,在凡例形态正式确立之前,它的功能通常被书序、序例、史例、义例等形式承担。唐宋明诸本《史记》凡例体式日渐成熟,以“副文本”形态独立呈现,但凡例编纂宗旨与阅读指南的作用却始终存在。诸多《史记》凡例揭橥不同文本形态的《史记》新文本发展路径,同时也为《史记》的版本鉴定与源流考证提供了重要依据。

景祐本《史记》改字考证

《史记》从西汉成书至今形成了众多版本,景祐本是其中重要的一种版本,属于后时文本,存在不同程度的改字现象。《史记》作为传世文献,版本中的改字可以通过测查字符产生和使用的时代进行考证,或者通过直接文本和间接文本的对比分析进行考证。

《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的目录学史问题补述--兼谈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方法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诸本《史记》著录索引已有专列“史汉”部,或未列“史汉”部却载存相关书目的现象,值得马班异同研究者关注。梳理诸本“史汉”部,并回顾学术史可以发现,目录专著中始列“史汉”部者,当为民国郑鹤声《正史汇目》,而最早摭入“马班异同评”的专科目录者,恐是宋人高似孙《史略》,但郑、高二书均未得到学界应有的评定。“史汉”部所标“史汉”,或非《史记》《汉书》对比研究的相关书目,故于治目录者理当辨清。另外,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方法,不可拘泥于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史,应熟稔研究史而跳出研究史,回归于原典以重新辨清路向。

论《传奇漫录·项王祠记》对《史记》的接受

《传奇漫录》是越南传奇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集第一篇《项王祠记》最能体现《史记》对阮屿的影响。阮屿在结合传奇小说文体特质的基础上,接受《史记》的写作态度、创作原则及艺术特色,使《项王祠记》呈现出奇正相生的艺术面貌,体现了中越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解读《史记·晋世家》和司马迁的“春秋”

在《史记·晋世家》的编撰中,司马迁自由支配和运用着《春秋》三传。司马迁主要依靠《左传》,但在试图重述某些事件时,常常会综合参考《春秋》三传,其中一些文本重述融合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春秋》经传。这种文本重述通常涉及缩写原文,但有时似乎不够细致,以致于《史记》相关记载的语意表达会模糊不清。由此推测,在《史记》的编撰过程中,有助理或抄写员参与其中。另外,司马迁的时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所谓“文本”,而只有口述传统和各种不便携带的书写载录(在丝绸或竹简上),司马迁所理解的“春秋”就是他所研习、记诵并阅读的与经典文本《春秋》相关的所有书面和口述文献。

论《史记》宴会中的饮食文化

《史记》中的宴会蕴含了丰富的饮食文化和礼仪规范,深度体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变迁和演化。其中,从宴会中的肉类、瓜果蔬菜类和酒类食材,到宴会中的宴席礼仪及饮酒文化,都有翔实的论述与记载。这些宴会饮食在反映社会历史演变、显示民族风貌多元性和构成人类文化的有机部分等方面,展现了《史记》饮食文化在历史演变中的重要意义,在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史记》《汉书》“论赞序”语气类成分及相关句式比较研究

以《史记》和《汉书》的“论赞序”为考察对象,全面统计比较两者在语气类成分(语气词、叹词、表语气组合)上的使用差别。综合来看,《史记》的语气类成分较之《汉书》在使用类型和总数上都要丰富,而且几类表言说主观性的语气词使用数量上差异明显。同时,语气词往往和句首词组成表各类语气情态的句式,两书在这类句法格式上也存在颇多不同。语气类成分使用的不同当为两书维持语言主、客观性的手段。

《史记·五帝本纪》“熊湘”再探——兼论“黄帝时代”仰韶文化与大溪文化的交流

《史记·五帝本纪》中有关于黄帝“登熊湘”的记录,历代对于“熊湘”所指的地理位置存在较大的解释差异。通过对《史记》等文献的考察分析,“熊湘”应是湘地的一座山。考古学编年研究与考古文物的实证表明,这一地区在黄帝时代即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与以大溪文化为代表的湖湘文化存在交流和交往的痕迹。这进一步证明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原文化,其包容的文化特点在早期的部族融合过程时就已沉淀。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研究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来源于先秦儒家,强调音乐的社会属性与教化价值。《史记》与《汉书》极力为乐教作出正当性说明,劝诫君主应当杜绝纵欲享乐,要将音乐作为教化形式推行天下。《后汉书》与《三国志》记载了东汉初年与曹魏时期复兴礼乐教化之实践。《史记》还继承了董仲舒等汉代儒者论乐之特色,将音乐扩大到天地境界,并运用比附思想,将其与五行、五德等进行类比性认识,成为《白虎通》等文献乐教思想的来源,是两汉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家乐教思想之产物。同时,《史记》给予“发愤而作”、不能展现“中和”情感面貌的文艺作品高度认同,开始强调主体自身情感的独特价值,认为社会必须给予此种个体性充分的认识与肯定。于是,一种有别于西周“能群”观念的、强调个体独特性的音乐哲学观念开始在两汉兴起,最终导致了魏晋时期乐舞与教化脱钩,走向个体化与艺术化。

《历史的长河--倪豪士〈史记〉研究论集》出版

美国汉学家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Jr.)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主持翻译《史记》,至今已出版九卷,是目前体量最大的《史记》英译本。倪豪士将三十载翻译研究《史记》的学术成果汇集在《历史的长河--倪豪士〈史记〉研究论集》(Into the River of History-William Nienhauser’s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the Shiji)一书,中文版于2023年9月出版。在《历史的长河--倪豪士〈史记〉研究论集》一书中,倪豪士对《史记》的学术史研究做了梳理,对比研究了《史记》与《汉书》之间的关系,考察了《史记》的编纂思想,并从目标读者的角度,阐述了其翻译《史记》所做的各种考量和研究。

新时代《史记》整本书阅读研究与展望

现行语文课程标准是在党的十九大方针指引下制订的,全面贯彻了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其中“整本书阅读与研讨”位居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十八个学习任务群之首。新时代开展《史记》“整本书阅读与研讨”,有其深厚的内在历史基础、科学政策依据和学科理论指导。实施《史记》整本书阅读是新时代基础教育立德树人的现实需要。新时代以来,《史记》整本书阅读研究在读法、评价及《史记》技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对《史记》文化源头认识不清、所选教本非“《史记》整本书”、对《史记》中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研究不够深入等问题。新时代在基础教育中继续推进《史记》整本书阅读,应记取司马迁以来《史记》传承与研究的来时之路,铭记语文前辈《史记》研究的成功之路,更要走好守正创新之路。

《史记》秦史征兆叙事所体现的兴亡趋向

在《史记·秦本纪》及《史记》中与秦相关的文献中,征兆被广泛运用,并在秦的兴亡这一历史问题记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史记·秦本纪》及相关文献中的征兆贯穿了秦兴亡的全过程,司马迁有意通过征兆与客观因素一同全面深刻地展现秦的兴亡及其对秦兴亡问题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