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学术”:民国时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与史语所学派的建构

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代表了中国学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典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发明学术”为定位,通过征稿、审稿等制度提升学术论文的质量,着力打造学术重心,注重培养学术后备军,推动了史语所学人的代际转换。因此,《集刊》可谓为建构史语所学派的主要阵地之一。

趋新反入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

20世纪前期的世界史学正处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夜。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危机四起,针锋相对的批评质疑之声遍布欧美各国,新史学的崛起已不可遏制。达到巅峰的欧洲汉学也非语文考据派一枝独秀,同样孕育着变革的因素。法国汉学内部分化出以葛兰言为首的社会学派,主张社会科学化的美国中国学也正处在上升时期。成立于1928年、由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虽苦心孤诣孜孜以求接轨国际新潮,却误引兰克史学为同道,追步欧洲汉学,阴差阳错地融入西方传统史学之末流。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些许影响也未能使傅斯年摆脱兰克史学的支配。当时学术界努力趋新求变,但对新史学与兰克史学的学术时差缺乏明确意识。傅斯年及史语所受此制约,面对西方史学的新旧潮流取舍失当,以致走上一条与现代学术趋向逆行的不归路。

朱希祖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作为章太炎的弟子,朱希祖在辞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后,加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做专任研究员,然任职三月,即被改为特约研究员。朱氏由此与史语所逐渐产生疏离。本文以史语所工作报告及台湾史语所保存的朱希祖、傅斯年、陈寅恪相关书信为基本材料,详细梳理聘任、改聘过程,并对改聘原因作了深层次探讨,认为除了有朱氏自身的责任,更与傅斯年对章门的态度及其门派思想有关;虽然如此,稍后朱希祖、傅斯年等人关于明成祖生母问题的论争,仍属于对具体问题的学术探讨,与治史理念关涉不大。

现代性与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以进化观看待中、西方社会文化的演进,认为中、西文化虽遵循类似的进化轨迹,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在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上,傅斯年由进化观促成的民族视角,提出了多元起源论主张,突破了传统史学中的中国文化同源论。他以汉民族的变迁为标准所做的中国历史分期,突破了旧史家依朝代的分界而做的自然分期,冲击了以王朝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观念。傅斯年在自然科学观念影响下形成的以＂史学即史料学＂为主要内容的科学主义历史知识观,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对于引导史语所治学的科学取向以及推动中国史学沿着科学实证的方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是傅斯年在现代性观念影响下形成的史学思想的主要表现及意义,其局限主要在于他因将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强烈意愿,忽略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及历史认识的相对性。

傅斯年在中国现代史学上的贡献

傅斯年在中国现代史学上的贡献张书学傅斯年是我国现代学术界一位富有个性的学者。他终生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在政治方面，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曾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学生领袖；抗日战争期间他奔走呼号，痛斥汉奸，和各种破坏抗战的行为作斗争；带头驱逐孔祥熙、宋...

史语所迁台与1950-1960年代台湾的人文学术建设

当代台湾地区人文学术的建构,无疑以1948年底前中研院史语所的迁台最具开局意义。当此天翻地覆的历史大变局之际,尽管史语所同仁在学术和政治的复杂抉择中心态纠结,却始终坚持了以学术为本位的进路,筚路蓝缕,从专业研究、人才培养和学术规范的确立等方面,为台湾现代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的发展奠定了不拔基业。由此写下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章,给后人以深刻的启示。

历史语言研究所学人的史料观——解读1928～194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重镇 ,在研究模式、方法、体制以及理论方面多所创新 ,而目前学术界对这一学术群体的关照和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试图从史学理论的角度 ,对该群体的史料观念进行解析。文章共分三部分 ,首先从宏观上论述史语所学者治史中的共性 ;其次通过对《史语所集刊》的解读 ,从微观上剖析、归纳出其史料观 ;最后评述史语所在求实、创新的观念支配下所取得的史学成就。

史语所与抗战史学研究

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作为现代学术的一个重镇,其学者向以“史料学派”而著称。在国家罹难、民族受侵的多事之秋,他们各以其长,用“心力救国”,从不同侧面、层面在学理上为民族的解放和复兴寻找深层的精神资源支持。于是,就有了“抗战史学”。本文即以《史语所集刊》(1931～1945)为线索,借以探讨史语所与抗战史学的关系、结构及功能。

傅斯年与史语所工作旨趣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近代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曾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研究院总干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北京大学代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职。近年来，研究傅斯年的政治思想、社会活动与社会属性的文章较多，但系统论述其创办史语所工作旨趣及其在该所取得主要学术成就的文章尚属少见。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抗战史学初探

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专门机构,它成功地开创了多学科联合的集团式合作研究模式,引介并运用了新的方法于史学研究,成绩斐然。史语所学者多接受了现代史学方法的训练,名家辈出,尤以重史料、考据而自成一派。"九一八"事变后,国运日蹙,史语所学者出入于学术与现实之间,在我国的社会科学界揭起了一面抗战大旗,即"抗战史学"。

傅斯年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图书馆

傅斯年是民国时期著名学界领袖,在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期间,领导一批杰出学者在史学、考古学、语言学领域做出了卓越成就。而史语所图书馆也在他倾力领导下,成为民国尤其抗战时期大后方一座重要的学术图书馆。

“凡事在人”——论1949年前史语所夏商周考古“一家独大”局面的形成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的发掘（1928～1937年），奠定了其在1949年以前夏商周考古工作中“一家独大”的霸主地位。以往学者多将这种局面的形成归功于史语所经费充足、工作顺利，但其实不然。本文通过对史语所及其创立者傅斯年的分析，将这一局面的形成归功于傅斯年的个人魅力，正如傅斯年所说：“凡事在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史语所学人考证学新境界与中国气派

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建立“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为职志,聚集了大批新史家,形成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相较旧史家以书为本位的研究取向,史语所学人更重视对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问题进行阐发。他们不仅将国内既有的史料与成果作为研究的基点,而且以西方汉学为参照系,力求在学术研究的共同领域与国外学者展开交流与对话。再者,史语所学人的考证学,经历了从单纯求真到将求真与致用二者并重的路径转变,实现了治史境界的升华。因而,他们的考证学成果,在推动民国学术发展的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史家历史研究的风格与气派。

陈寅恪与中研院史语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学术界兴起"陈寅恪热"后,陈寅恪在大学任教的经历广为人知,但其学术生平的另一面——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兼历史组主任的事迹却被大学教授声名所掩没。近些年发现的相关资料表明,陈寅恪崇高的学术地位和声誉,颇得力于史语所提供的学术资源和学术平台,陈寅恪则以学术带头人的旗帜作用和丰厚的学术成果回报史语所。史语所是中国近现代新史学的重镇,作为该所重要成员,陈寅恪在史语所所起的作用之大,正如劳干先生评价的那样:"史语所的历史部分在陈寅恪先生以历史学先进、以谨严渊博的方法领导之下,影响尤深"。因此,深入研究陈寅恪与史语所的相互关系,就有着关乎我国近现代史学整体面貌进程的意义价值,而不仅仅为陈寅恪个人学术生平的挖掘、考释。

现代史学巨擎傅斯年与陈垣的交往与情怀

傅斯年和陈垣是二十世纪著名的史学家,为中国现代史学研究和学科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共同的事业和学术追求打破了年龄和学历的障碍,促进了他们的交往,深化了其间的友谊。在推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同时,他们用深情厚谊和高尚品格书写了很多动人的学术佳话,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心理历程留下了闪光的背影。

新史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新史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杜正胜一现阶段中国考古学面临的问题中国人的科学考古，当从１９２６年李济发掘西阴村算起，至今整整７０年。以这年为基点，５年前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Ｊ．Ｇｕｎｎａｒ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发掘仰韶村，创造中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的概...

近水楼台:史语所学人群体结构与社会关系(1928—1948)

史语所人员结构呈四级金字塔状,职位高低与人数多少成反相关;出生年份主要分布于1890—1919年,且随所发展下移,初创期以1890—1899年为主,发展期以1900—1919年居多;近九成有高等教育经历,约三分之一有留学背景,主要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及欧美名牌大学的文史哲专业;籍贯分布于中东部15个省份,大致从东南沿海、沿江向西南、西北边陲地区逐次递减;人员空间主要由地缘、学缘、血缘关系的熟人网络构成。通过分析其组织结构、年龄层次、教育背景、地域分布与人际关系之间相互牵动的情形,能够凸显学术发展与人际网络之间的结构性变动关系,从而揭示社会关系视域下学术帷幕间的各种利益交织。

傅斯年史学思想散论

傅斯年早年留学英、德长达六年,深受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又有雄厚的“国学”功底,1926年回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尤其是自1928年创办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以来,广揽人才,开展科学的历史学、语言学研究,成为该所终身所长。在当时国统区实际上有着将帅的地位,其思想主张影响了中国整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本文拟从几个方面来探讨、分析一下他的史学思想,名曰散论。

历史语言研究所史学研究的社会科学面相——以历史组为中心的探讨

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成立于1928年,由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任命傅斯年等负责筹建,同年成立于广州,翌年迁到北平。史语所下设历史、语言、考古和民族学4个组。历史组的主要工作为整理、考订内阁大库档案、秦汉简、《明实录》等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开拓出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在陈寅恪、傅斯年的带领下,历史组形成了重史料、不尚议论的研究风格,被后人称为史料学派。所谓史料学派,其学术风格为"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为史学的中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