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盛会学术的“盛宴”--史记学与大学生人文素养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二十届年会综述

由中国史记研究会、陕西国际商贸学院主办的史记学与大学生人文素养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二十届年会,于2023年11月11—12日在陕西咸阳成功举办,98名专家学者参加。这是三年新冠疫情之后的第一次《史记》研讨会,会前征集论文编辑出版了《史记论丛》第19集,会议期间成立了国际史记学文化中心,对于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推进《史记》研究的国际化进程具有重大意义。这是一次创新的盛会,学术的“盛宴”。

从《史记》看西汉“是”与“此”语法功能的异同

在《史记》的统计语料中,“是”有形容词、系词、指示代词,“是”和“此”有指示代词作主语、宾语、定语等六个方面的功能。观察“是”和“此”的这些功能,可以看出:“是”可以充当形容词、系词,充当指示代词作谓语,而“此”都不能;“此”的指代性比“是”要强;“此”和“是”作主语时,都可以后接谓词性谓语,但“是”后接谓词性谓语占绝对优势;“此”作动词宾语、定语的比例则均高于“是”。系词“是”的形成可能与其指示代词和形容词用法都有关系,而“此”不具备形容词用法,因此不能发展为系词。

《史记》的“利口”批评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了张释之对“谍谍利口捷给”的虎圈啬夫的否定,表现出倾向于这种立场的态度。对于“利口辩辞”“利口巧辞”的轻视,继承了孔子儒学传统,也符合西汉社会文化的时代精神。司马迁对于某些虽“口吃”即在语言能力方面有所欠缺,然而文化贡献突出的人士予以充分肯定,尤其赞赏韩非、司马相如“口吃而善著书”,表现出就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的比较而言,对后者的特别看重。这种人才观也是与当时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相适应的。否定“利口”的态度,或有秦文化重视实用的背景,与黄老之学推重“不言”“贵言”,否定“多言”“美言”的倾向也是一致的。司马迁有关战国区域文化的价值判断和历史书写,肯定东方文化的优越,然而对其“闳辩”“迂大”的文化风格有所保留。这一倾向也影响到他对于“利口”的态度。

《史记》关中文化述要

西周到秦汉时期,中华文明的龙头是关中,世界文明的高地在关中。《史记》成为记录与研究关中文化的奠基之作。在司马迁的笔下,关中是神明之隩、王者之地、改制之地、多士之地、柔远之地。张骞开拓丝绸之路,使长安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向西,罗马向东。长安成为东方文明的灯塔,照亮了汉唐时期世界文明前进的航向。

毛晋汲古阁刊《史记索隐》志疑

明末毛晋刊汲古阁本《史记索隐》单行本刊行以来,在引起学界重视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质疑。本文将《史记》存世的二家注本、三家注本与汲古阁本《史记索隐》进行了全面的校勘,结果使得汲古阁本《史记索隐》暴露出了许多疑点。此本当不是毛晋所说的覆北宋大字刊本,不排除其为毛晋以不全之本加以缝合而形成的一个新本子的可能性。

《史记》隐喻学术思想管窥

为了拓宽《史记》研究的深度和宽度,进而助力其传播与传承。文章在认知语言学视域下,在历时探究隐喻是词之对比、思想之互动以及认知之手段的基础上,厘定以莱考夫和约翰逊的概念隐喻映射理论为依据,宏观上从浪漫之理想、悲剧之同情以及讽刺之批判等三个隐喻层面;微观上,从方位、实体、结构等基本隐喻;以及组合、聚合、复杂复合等扩展隐喻多个视角、多个层面管窥《史记》隐喻机制。发现:其一,司马迁虽然没有提出任何隐喻理论,但其《史记》叙事风格蕴含着丰富的隐喻思想。其二,隐喻贯穿于《史记》叙事的浪漫、悲剧和讽刺三大情节类型,分别隐喻着司马迁的理想、同情和批判之精神。其三,《史记》不仅善于运用当代学者提出的方位、实体、结构等基本隐喻,还能创造性地熟练使用组合、聚合、复杂复合等扩展隐喻。由此可见,司马迁不仅是史学、文学巨匠,还是一代隐喻宗师。

《史记》考证五则

《史记》流传时间久远,篇幅丰富,至今还留存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疑难字词问题,例如:“禁不得祠”中,“禁不得”乃一语义复现结构,“禁”可与各类否定词,组成语义复现形式;“乃循从代来功臣”,“循”确诂为“安慰、抚慰”,不必从《汉书》异文改为“修”;“铸钱器”,“钱”当是“铁”的讹字,义为“铸造铁制器具”;“且夫楚唯无强”,“唯无”是文献中常见结构,表示一种假设情况;“数见不鲜”中,“鲜”指新杀的肉食,非指人际关系的新鲜感。以上五处需要回到当时语言环境中,通过足量的书证归纳,运用考察分布等方法,给予更加准确的解释。

刘光蕡《史记·太史公自序注》的评注内容、方式及特点

刘光蕡《史记·太史公自序注》是清末《史记》研究的重要文献,其评注内容广泛,有评论史家之职、评论《史记》的性质、阐释注解《论六家要指》、评《春秋》与《史记》关系、评《史记》体例、评笔法、评列传的安排及主旨等。评注方法形式多样,就评注结构而言,有篇前总评、篇中夹评、篇末结评;从评注方法而言,有阐释、释义、辨疑。评注特点鲜明突出,评论注重“治道”,推崇孔子之道,以“道”贯穿《太史公自序》评注始终,评注创见新论较多,值得关注。

《历史的长河--倪豪士〈史记〉研究论集》出版

美国汉学家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Jr.)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主持翻译《史记》,至今已出版九卷,是目前体量最大的《史记》英译本。倪豪士将三十载翻译研究《史记》的学术成果汇集在《历史的长河--倪豪士〈史记〉研究论集》(Into the River of History-William Nienhauser’s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the Shiji)一书,中文版于2023年9月出版。在《历史的长河--倪豪士〈史记〉研究论集》一书中,倪豪士对《史记》的学术史研究做了梳理,对比研究了《史记》与《汉书》之间的关系,考察了《史记》的编纂思想,并从目标读者的角度,阐述了其翻译《史记》所做的各种考量和研究。

《史记》对《论语》的接受与再诠释探究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表现出对《论语》的高度重视。由于西汉儒学复苏的影响以及司马迁本人对孔子尊崇,《史记》对《论语》的接受程度很高:《史记》不仅将《论语》作为可采信的史料,而且在政治主张与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都以《论语》作为依据。以对《论语》的接受为基础,《史记》还对《论语》进行了再诠释:在内容方面,司马迁化《论语》的议论为叙事;在思想方面,《史记》体现出明显的政治哲学倾向。同时,《史记》对《论语》的再诠释,对于《论语》的经典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管窥司马迁的直书与曲笔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刘邦形象的刻画,秉承“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文章结合“元史学”关于历史意识与历史存在的转义理论,通过对《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这篇关注不多的合传的文本分析,既揭露刘邦薄情寡义、诛杀患难之交的一面,又通过与《汉书》《资治通鉴》等相关篇目的互相比照,重新探究刘邦杀樊哙之动机。同时,司马迁对“郦寄卖友”一事以叙为议、寓论断于叙事的笔法,也同样暗含了对刘邦的贬讽。

《史记》叙事的时空向度及文本张力研究

分析司马迁《史记》不难发现其暗含的时空向度,作者运用多元叙事手法对文本叙事要素进行整合,促成作品文本张力的生成。文章基于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对司马迁的叙事手法进行剖析,辅以具体篇章解析叙事文本张力,进而研习史学作品行文技巧,深入感受历史人物形象,强化史学叙事认知能力。

明清经典阅读群像考——以《史记》阅读为例

阅读活动的群体差异在经典文献阅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明清时期的《史记》阅读可分三类群体进行讨论。一是明中后期的士子群体。文学复古风气,一方面使得士人将阅读视野扩展到以《史记》为代表的秦汉古文;但另一方面,在阅读策略上却走向剽窃模拟、编排《史记》字句的泥潭。这种基于文章创作需求的阅读充满功利性与机械性色彩。二是清中后期的学者群体。此时流行的阅读方式是对归方评点的过录,在否定与肯定的矛盾中,“圈点处启发人意”的看法在具体的阅读实践中得到证实,深刻影响了时人的日常阅读模式,彰显了其独特的阅读文化。三是明清才女群体。明末以来的女性观突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束缚,女性之“才”被肯定,女性教育受到重视。才女的阅读视野冲破女子教书的限制而遍及经史,其中对于《史记》等史书的阅读兴趣引人注目,既激发了女性创作的高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其《史记》阅读更显随性、真切,更能体会回归阅读本身的乐趣。

以专业至上打造古籍整理精品——以《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出版为例

《史记》修订本是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推出的首个成果,反映了古籍整理的最新标准,在海内外学界影响巨大。《史记》修订本的出版历程,是中华书局坚持专业至上,以古籍整理出版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与现代化发展的典型案例。为确保《史记》修订本的学术水平和出版质量,中华书局追求专业至上,精心遴选修订团队,依靠程序管理,在修订环节执行统一的工作流程,坚持专家评审制度,并在编辑和校对环节安排专业的编辑组和责任校对以保障编校质量。

《史记》疑难词句争讼疏证三则

《史记》中存在三处争讼颇多的疑难词句问题。即《鲁仲连邹阳列传》“富比乎陶、卫”中“陶、卫”指代的是魏冉和商鞅,非前人认为的他人;《平准书》“初大农筦盐铁官布多”一句的释读和“官布”的释义,“官布”指“官钱”,而非主谓结构“官员分布”;《魏其武安侯列传》“君何不自喜”的解读,“喜”应解释为“满足、满意”,因此该句的释义应为“您有什么不满意”。

稼轩词惯用的《史记》典故与心境表达——以司马相如、李广、张良为例

稼轩词具有鲜明的学问化倾向,出现了大量运用《史记》典故的情况。然稼轩善于“掉书袋”,词作所呈现的一些典故可能更多源于展现才学的考量而并非别有深意。因此,研究稼轩词的用典意图要尽量规避上述随机性的成分而更关注于反复出现的人物典故。在稼轩词中,司马相如、李广以及张良的相关典故出现次数最多,且断崖式领先于其他《史记》典故。总体来看,这些被频繁引用的人物典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稼轩特定时期的心境与思绪,相如倦游之典反映其宦海沉浮的政治失意;李广难封等典故契合稼轩本人的身世际遇;而张良从赤松子游则吻合稼轩退居时期暂避锋芒的时局考量。

《史记》凡例与新文本生产

《史记》版本众多,文本形态复杂,在新文本生产过程中,编刊者的新文本意识、编纂意图与时代风潮不同,使得《史记》凡例内容、位置和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史记》新文本的每次变化往往都有凡例可寻,在凡例形态正式确立之前,它的功能通常被书序、序例、史例、义例等形式承担。唐宋明诸本《史记》凡例体式日渐成熟,以“副文本”形态独立呈现,但凡例编纂宗旨与阅读指南的作用却始终存在。诸多《史记》凡例揭橥不同文本形态的《史记》新文本发展路径,同时也为《史记》的版本鉴定与源流考证提供了重要依据。

景祐本《史记》改字考证

《史记》从西汉成书至今形成了众多版本,景祐本是其中重要的一种版本,属于后时文本,存在不同程度的改字现象。《史记》作为传世文献,版本中的改字可以通过测查字符产生和使用的时代进行考证,或者通过直接文本和间接文本的对比分析进行考证。

《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的目录学史问题补述--兼谈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方法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诸本《史记》著录索引已有专列“史汉”部,或未列“史汉”部却载存相关书目的现象,值得马班异同研究者关注。梳理诸本“史汉”部,并回顾学术史可以发现,目录专著中始列“史汉”部者,当为民国郑鹤声《正史汇目》,而最早摭入“马班异同评”的专科目录者,恐是宋人高似孙《史略》,但郑、高二书均未得到学界应有的评定。“史汉”部所标“史汉”,或非《史记》《汉书》对比研究的相关书目,故于治目录者理当辨清。另外,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方法,不可拘泥于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史,应熟稔研究史而跳出研究史,回归于原典以重新辨清路向。

论《传奇漫录·项王祠记》对《史记》的接受

《传奇漫录》是越南传奇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集第一篇《项王祠记》最能体现《史记》对阮屿的影响。阮屿在结合传奇小说文体特质的基础上,接受《史记》的写作态度、创作原则及艺术特色,使《项王祠记》呈现出奇正相生的艺术面貌,体现了中越文化的交流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