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河渠书》札记

近来习读《史记·河渠书》,体会颇深。古代水利建设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治兴衰和人民生命安危,规划与修治水利灌溉工程是中央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从《河渠书》本身看,司马迁对汉武帝治河开渠的举动颇为赞赏。在《河渠书》中司马迁首先追记了三代水利,然后主要论述西汉治河开渠之事,申明水利兴修的利害关系,并特别注重农田灌溉对农业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表现出对水利问题的卓越见解。

日藏唐写本裴注《史记·河渠书》残卷末《集解》来历新证

日本神田文库所藏裴注《史记.河渠书》残卷之论赞末附有一条《集解》,该注与《河渠书》论赞及正文全不比附,实是游离篇外。此条《集解》亦见于北宋景本以来的传世刊本《史记.河渠书》篇末,沿存至今。考察这条《集解》之来历,可知唐写本此卷祖本——六朝《史记》夹注本与徐广《音义》、裴《集解》所据本《史记》有异。唐写本《河渠书》残卷末的这条游离《集解,》为研究《史记》夹注本的源流及其与北宋景本以来存世刊本《史记》之传承关系提供了一项重要线索和证据。

《史记·河渠书》中的“沫水”考

《史记·河渠书》中“凿离堆,辟沫水之害”一语,在都江堰创建史上布下了疑云。因为“沫水”常被人指为大渡河,而都江堰却位于岷江。在这一矛盾面前,说者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以为岷江古时也有“沫水”之称,所以离堆当是今都江堰宝瓶口;

《史记·河渠书》:开中国水利史之先河

《史记·河渠书》(以下简称《河渠书》)列于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九,是中国第一部水利通史。主要记述从大禹治水开始到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黄河狐子堵口及其后各地区倡兴水利、开渠引灌等水利史实,包括防洪、治河、凿渠、漕运、引水灌溉等水利建设和管理。体现了司马迁对治水历史的深切关注,对水的利与害两面性认识。《河渠书》为以后历代史书中的水利卷志编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是古代水利史志的奠基之作。

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河渠书》及司马迁的用心

一、一本有抱负的书,如果作者有机会陈述自己的设想,通常会非常精彩,并在根源上澄清某些不必要的误解。比如希罗多德那本后人称为《历史》(Ἱστορίαι)的书,其原意并非实证性地书写历史:“这里展示的是哈利卡尔纳索斯人希罗多德的探究,为的是人世间发生的事情不致因年代久远而泯灭,一些由希腊人、一些由异邦人表现出来的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光彩,尤其是要探究他们相互敌对的原因。”

论《史记·河渠书》的价值

《史记·河渠书》是中国第一部水利通史,记录了始自上古大禹治水,终至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堵塞黄河瓠子决口之间约两千年的水患、治水及修渠、灌溉之事。具体而言,《史记·河渠书》除作为水利专书保留历史资料以供经世致用以外,亦为后世开创一种专记水利之事的新的史书体例,并记录了时人修建水利工程和治水的先进思想和技术,也因为反映当时的政治和经济观念而具有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正因为《史记·河渠书》有揭示历史原貌、启迪后世的特点,这篇文章无论在古代还是今天都具有非常高的价值。

博览群书 探真求实——读《〈史记〉十二本纪疑诂》

张家英先生所著《〈史记〉十二本纪疑诂》（下称《疑诂》）有幸赠我，祥读之后，感到耳目一新，受益良多。从中可见其治学之严谨，阅力之广博，科研角度之新。不固守旧说，另辟蹊径，为《史记》研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疑诂》一书的贡献在于它把“三家注”中未注或漏注词...

《史记》记载的三件水利大事(节选)

夏书日①:禹抑洪水十三年③,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④,山行即桥⑤。以别九州⑥,随山浚川,任土作贡⑦。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⑧。然河菑衍溢⑨,害中国也尤甚。

都江堰:可持续水利工程的典范

约公元前100多年,汉王朝太史公司马迁受命撰写史书,行遍大江南北,当他驻足于水流迅疾的岷江之畔、离堆之上,一座工程深深地震撼了他。在《史记·河渠书》里,他为后世留下了关于都江堰最早的记载:“于蜀,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如今,这座工程已经2279岁了。它早已与岷江融为一体,湍急的江水被其“驯服”,化作大大小小的河流,润泽成都平原广衰沃土,灌溉面积超过一千万亩。

现代水利工程的正负效应、水生态伦理与生态水利

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赞扬自大禹到西汉前期所取得的治水成就时曾无限感叹地说:"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对水资源的态度从来都是兴利而避害。无论是自然的水生态系统还是人工的水生态系统,"水"都存在"利"与"害"两个方面,而现代水利工程改变水资源的自然状态后,"水"对人类的这种影响则更加显著。中国21世纪中叶要建成小康社会,工业日益现代化,农业日益现代化,人口聚集日益城镇化,区域经济与人口持续增长。

司马迁与中国水文化

司马迁是世界东方的大河文明之子,是以江河为视阈梳理中华文明的文化巨匠。在《史记》中,"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阐明了山川地理大势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关系;"河灾衍溢,害中国尤甚,唯是为务",治河即治国,故《河渠书》以河为中心;"世隆则封禅","祭名山大川",故《封禅书》折射出大河文明背景下人们的山水文化心理。总之,黄河壮美的山水文化孕育了司马迁,使他成为中国水文化的奠基者。

“颇”字小议

“颇”字小议夏青古汉语中“颇”字除了具有表示程度大的“很”、“甚”义项之外，还有两个义项，往往不为人所注意。一是表示程度小的“少、小、稍”系列意义，二是表示范围的“都、全”系列意义。下面，笔者对表示范围一义作一分析。《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有：“他所...

略论秦郑国渠汉白渠龙首渠的工程科学技术

略论秦郑国渠汉白渠龙首渠的工程科学技术郑洪春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帝元年（公元前２４６年）乙卯击定晋阳，作郑国渠＂①。当时韩国贵族统治集团为了＂疲秦＂、＂毋令东代＂，派水工郑国＂间说秦＂，修建郑国渠。郑国制定了引径（水）注洛（河）的水利工程计划，被...

李冰的神化与蜀王杜宇的冤案

李冰是我国秦代杰出的水利家,同时也是过去川黔农村中长期奉祀的“川主”。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说,他治水的事迹驰名中外,研究者颇多;但作为巴蜀农神的化身来说,这位“川主”的来历在史学界还没有引起注意。从神化传说资料来看,李冰和蜀王杜宇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杜宇是巴蜀古史上教民务农的第一个蜀王,他在巴蜀农村中的影响很大,但是死得不明不白。

褒斜道改道至回车考辨

历史上的褒斜道,在北魏正始四年到永平二年(公年507—509年)期间,有过一次较大的改道。在改道前,褒斜道自汉中的褒谷口上溯,越衙岭山交斜谷,再顺流而下至关中郿县以南的斜峪关。《史记·河渠书》所称,汉武帝时“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者,即此。改道后,其南仍由褒谷上溯,但不入斜谷,而转向回车;其北也不到郿县的斜峻关,而到陈仓。记述这次改道的摩崖石刻《石门铭》说:“自回车至谷口二百余里,连辀骈辔而进……莫不夷通焉.”此处的谷口系指汉中的褒谷口,可见这次改道工程只涉及回车至褒谷口这一段。对于改道至回车之后道路的去向与归属。

引漳灌邺考辨

战国时期的引漳溉邺是我国水利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历来涉及主持该项工程的专门名家时,或归之于西门豹,或归之于史起,亦有以西门豹、史起依次并论的。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故本文就此问题加以探讨。

关中与汉中古代交通试探

陕西关中地区与汉中地区的古代交通是一个大题目,远非一篇短文所能论述清楚,本文只是想在这个题目下就手头的资料作点抛砖引玉的工作,以期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 一 现有的文字记载资料中,最早记述关中与汉中联系的是《禹贡》。它说,夏禹治水时,“浮于潜,逾于汉,入于渭,乱(治)于河”。有人考证这一记载后,得出了夏禹时“汉江与渭河之间就有相互通达的道路”的结论。当然,这一结论还可以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