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晋汲古阁刊《史记索隐》志疑

明末毛晋刊汲古阁本《史记索隐》单行本刊行以来,在引起学界重视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质疑。本文将《史记》存世的二家注本、三家注本与汲古阁本《史记索隐》进行了全面的校勘,结果使得汲古阁本《史记索隐》暴露出了许多疑点。此本当不是毛晋所说的覆北宋大字刊本,不排除其为毛晋以不全之本加以缝合而形成的一个新本子的可能性。

《史记索隐》征引《尔雅》异文论析

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征引《尔雅》共71处,其中,百科名词部分占比高达88.7%,征引最多的是《释天》。可见,对自然名物,尤其是对天文的大量训解,是《史记索隐》的一个主要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其引文与今《尔雅》传本文字不同者占50%,具体可分为四种类型:异文、衍文、脱文、逸文,在版本校勘、辑佚研究、异文考释方面均具有一定的价值。同时,《史记索隐》在征引《小尔雅》《说文解字》《广雅》等文献时,存在着误题为《尔雅》的现象,也存在着综合多处文字而合成一处、引文错误等情况。

司马贞《史记索隐》“王师叔”正讹

司马贞《史记索隐》有一家名为"王师叔"的旧注被征引5次,皆当是"王叔师"之讹。

论单行本《史记索隐》的唐写本特点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是一部优秀的《史记》注本,宋代与《史记集解》及《史记正义》合刻,单行本遂亡佚．收入二家注、三家注合刻本的《史记索隐》略去了原有的《史记》正文,注文也多有删改,已非司马贞原著之貌．明代汲古阁毛晋得旧抄本,重刻刊行,对此本的真伪及价值,学界褒贬不一．从《史记》唐写本卷次,唐写本系统等方面看,单行本《史记索隐》具有可信度高的特点,它对校正今本《史记》讹误等很有价值．

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对《史记索隐》所引《博物志》佚文的再认识

《史记索隐》所引张华《博物志》佚文是考证司马迁生年最重要的史料。它的可靠性已经得到了学界的肯定。有证据表明,施丁先生误读了这条史料。正确的解读应该是:"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元封】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据此,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

论司马贞补《史记》意识在《史记索隐》中的体现

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的初衷是要续补《史记》,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程没能完成,进而改为注解,因而《史记索隐》中也常常体现司马贞补《史记》的残留痕迹。古今学者对司马贞及其著作的研究多集中在"三家注"之一的《史记索隐》上,对司马贞的补史工作或是视而不见,或是只作只言片语的讨论。然而,明确司马贞续补《史记》的自觉意识和批判精神在《索隐》中的体现,是我们做好《史记索隐》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一环。

唐人史注与“小说”观念——以《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为例

文章选取成书时间与《史通》相近和稍后的《史记索隐》与《史记正义》,将其置于《隋志》和《新唐志》之间,对其引书中与"小说"相关的22种书予以重点考察,然后结合刘知几对采"小说"入史的态度,探讨分析了唐人所持的"小说"观念:以"道"为核心判断标准,外围概念随不同时期或不同史家对表达之"技"的认可程度而存在动态增减。这种以阐述"小道"为核心的"小说"观念,经由《汉志》《隋志》《旧唐志》《新唐志》直到《四库全书总目》,始终是史家著录小说的重要标准。

《史记索隐》与《史记正义》引《水经注》考

唐代《水经注》的面貌如何,学术界一直都很期待。我们可以借助唐人典籍所引《水经注》的资料勾稽其一些轮廓。司马贞《史记索隐》和张守节《史记正义》中共引用《水经注》资料54条,将其与今本《水经注》逐一比勘,不仅可以为揭示唐代《水经注》的某些面貌提供一些资料,而且还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史记索隐》研究回顾与展望

系统梳理了《史记索隐》的相关研究专著及专题研究论文,认为目前学界对《史记索隐》的研究尚存在诸多不足,应从其刻印与流传、后世翻抄与翻刻本、清代民国批校本及司马贞所创作的《索隐述赞》四个尚未构成系统研究的层面对司马贞《史记索隐》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牛运震《史记评注》纠驳旧注辨析——以司马贞《史记索隐》为主

牛运震《史记评注》作为一部点评《史记》的著作,在清代《史记》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其书对说解《史记》的旧注批驳甚多,多言之有理,内容涉及到体例、文字校勘、典章故实、词语训释等多个方面,形式上有批驳其讹误之处者、有辨司马氏之未明者、有可两说并存者、有个别司马氏不误而牛氏误者等四种情况。本文以其书对司马贞《史记索隐》的点评为对象,辨析其纠驳内容与形式,总结其学术特点,以期对清代《史记》学研究发展有所裨益。

略论司马贞《史记索隐》的批判精神

司马贞《史记索隐》冲出名物训诂式史注的束缚,突破为史作注而不破原书的时代风气,为自己的先人之巨著《史记》作注。他充分肯定《史记》的伟大之处,同时不为先人避讳,不特意弥缝“家传是书”之缺失,敢于立言,勇于批驳,既表明了自己对祖上的尊崇,又弥补了《史记》的缺失或不足。他的《史记索隐》不仅有功于《史记》,更有功于后世《史记》的研读者。

《史记索隐》“贱之徵贵”条质疑

《史记·货殖列传》原文: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司马贞《史记索隐》注文: 徵者,求也。谓此处物贱,求彼贵卖之。 《索隐》注文所本不详。查新旧《辞源》、《辞海》,以及《中华大字典》、《康熙字典》,各书凡训徵为求处,皆引《索隐》此段注文为证,大概至今尚无人怀疑《索隐》的这条注释。

韩兆琦《史记笺证》对《史记索隐》的接受与发展

我国著名《史记》研究学家韩兆琦先生的《史记笺证》是当代《史记》研究力作,也是目前最便于阅读的《史记》评注本。《史记笺证》引征宏博,对于“《史记》三家注”多有取资,其中对于《史记索隐》尤为倚重,在注《史记》的过程中或直接引《索隐》为注,或将《索隐》注文择为一说,或引《索隐》注文为证,在内容上对《索隐》有多方面的接受。但对于《索隐》注释不确之处,也予以必要的指明和纠正,体现了一定的发展和超越。

《史记索隐》引小学类书籍考

在《史记》的注释成果中,以“三家注”影响最为深远,司马贞的《索隐》作为其中之一,以汇集唐代以前诸家注释,训释疑难词语见长。在训释时,引用了大量的文献材料,作为训释经义基础的小学类书籍自然成为重点引用的对象。这些训词释义不仅为解释《史记》提供了基础材料,还为原书的校勘与辑佚提供了资料,对丰富小学类书籍内容及文字学的进一步研究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故训汇纂》收录《史记索隐》所引郑玄资料校核

《故训汇纂》汇辑了从先秦至晚清的各类古代典籍中的训释资料,是一部详实完备的汉语工具书。通过比对校核的方法,发现《故训汇纂》失收《史记索隐》所引郑玄资料42例,漏收《史记索隐》所引郑玄资料相关文献用例7例,注释内容收录不全1例,此外还发现16例存疑的郑玄注释资料。

《史记索隐》“■县”地名校议

今本《史记·黥布列传》“兹乡”《索隐》注“番阳■县之乡”,当作“鄡阳县之乡”。“■”为“鄡”之俗讹字。“鄡”字又作“郻”,《汉书·地理志》郻县在巨鹿郡,鄡阳县在豫章郡,与番阳近者为鄡阳县,《索隐》作“鄡县”误。西汉无番阳郡,依《索隐》体例亦不得言“番阳鄡阳县”。《史记索隐》当是据《汉书》颜师古注为说,今本《索隐》此注有误。

《史记索隐》注“太史令”有问题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但令后世学者遗憾的是,其生卒年始终不能确定,千百年来争讼不已.本文从新的角度并运用新出土的汉简等资料进行综合考证,确认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五年(前145).《博物志》“太史令”条写的是汉武帝三年除司马谈为太史令之事,司马贞《索隐》引《博物志》注处有误.由此推知司马谈的生卒年(前165一前110),也可旁证《正义》太初元年“近年四十二岁”之注本来无误.

《史记索隐》中的新型反切结构

从反切结构的角度重新分析《史记索隐》中的反切,发现其中存在"等第及开合一致"型反切以及"准直音"型反切。文章在统计各种反切类型的数量及比例的基础上,发现司马贞对同一个字在取音一致的情况下采用了不同的切语用字,因而认为上述反切是不同于传统反切的新型反切。这类反切更可能出现在切上字与被切字都为三等字的反切中,其中又以A-A A型最多。"准直音"型反切遵循"上下字不得同调"的原则,且此类反切中的切上字大都为平声字。其中"苦/苦楛"属真性"重字"型反切,而《广韵》中屈折地记作"苦/苦故",表明"重字"型反切作为一个反切类型的确存在过。

《史记索隐》引书体例考辩、述补

《史记索隐》是史记三家注中引书最丰者,保存了大量唐代以前的文献。前贤程金造认为《史记索隐》虽引征丰富,然规律未严,以致读者核检原书多有不便。文章通过对《史记索隐》所引四百多种书籍耙梳比对,整理出其具体引书体式四种十一小类,考得《索隐》引书规律四种:儒家经典及其他经典书籍之本书皆以书名、篇名出,不列撰者;传注之书多以撰者出,或附以书名、篇名;撰者无可考或无定论者,皆以书名出;凡不列书名、撰者,未言明引文出处者,皆以意取,而不直接引用原文。并据此为《索隐》述补引书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