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符号学视阈下史诗《格萨尔》英译研究——以王国振英译本为例

史诗《格萨尔》王国振译本是众多译本中首部由中华本土译者采用汉语中介模式协力完成的英译本。本文基于文化符号学理论,从文学文本、二级模式系统、符号域层面对其进行探讨与分析,探究汉语中介模式及本土译者与少数民族学者合作翻译模式对民族典籍外译的影响。这两种模式有效降低民族典籍外译的难度,丰富文化的表达方式,以期为中华典籍外译提供一些帮助。

史诗《格萨尔》国内英译研究十年

史诗《格萨尔》的英译研究是其域外传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其国内的研究迄今才走过十年的历程。本文以国内公开发表或出版的史诗《格萨尔》英译研究论文及著作为语料,从研究队伍、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成果发表或出版四个方面探讨了史诗《格萨尔》的英译研究现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活态史诗《格萨尔》:中外合璧、大有可为——访杨恩洪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恩洪,长期从事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及其说唱艺人的研究、藏族妇女口述历史研究等。杨恩洪阐释了《格萨尔》的学术价值和国外学界的研究状况,对外语专业师生的《格萨尔》研究、《格萨尔》复译、《格萨尔》学以及藏族文化传播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白马藏族《阿尼·措》《阿尼·格萨》 嘉绒藏族《阿尼·格东》与英雄史诗《格萨尔》对比研究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一部享誉世界的长篇史诗，其历史之悠久、流布之广泛、结构之宏伟、内容之丰富、卷帙之浩瀚，均堪称世界史诗之最。迄今《格萨尔》史诗在广大专家学者的抢救、发掘、整理下，以一百五十万诗行、一千五百万字之巨，矗立于世界史诗之巅。

史诗《格萨尔》专家系列访谈(一):降边嘉措与他的《格萨尔》事业

降边嘉措是目前中国参与过抢救、整理、保护和研究史诗《格萨尔》且仍然活跃在这一领域的重要学者之一,此次访谈记录了他与史诗《格萨尔》相伴一生的故事。降边嘉措先生梳理了《格萨尔》事业的发展脉络,讲述了史诗《格萨尔》初次走向世界的经过,并探索了史诗《格萨尔》研究的不同领域。访谈涉及许多在史诗《格萨尔》事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展示了史诗《格萨尔》独具一格的文化特点,从中可以比较完整地了解到我国《格萨尔》事业的发展历程和史诗《格萨尔》的文化形态。

史诗《格萨尔》中经济思想初探

藏族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共有分部本100多部,它是活着的史诗,还在收集整理之中。在《格萨尔》史诗的研究中涉及到其历史、文化、宗教、艺术、民俗、婚姻等的论著问世不少。但在《格萨尔》史诗中的经济思想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拟将《格萨尔》史诗中的经济思想作一初步探讨,请专家学者指教。

《格萨尔》史诗变迁寻绎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学者就已开始对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进行研究。《格萨尔》说唱艺人的考查进入20世纪学者视野。首先是30年代的法国藏学研究者达维-妮尔、石泰安,他们均先后多次进入藏族地区采访过很多的“流浪艺人”,也是最早将藏族《格萨尔》史诗纳入学术话语的研究者。梳理20世纪50年代至今史诗说唱艺人的变迁轨迹,从史诗的唱腔曲调、说唱行为模式、传统变迁可以看到,自然环境、人文生态的改变,造成说唱艺人群体无意识变迁和口头说唱渐次消亡的不可抗性。这也促使我们面对变迁的冲击而重新回归传统,回归母体文化,保留住《格萨尔》史诗原真的韵律。

融媒体背景下《格萨尔》史诗传播的SWOT分析与优化策略

《格萨尔》史诗作为蕴含中华多民族,甚至整个人类文明的集大成作品,承载了多民族、多区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忆,具有承扬与传播的时代意义。融媒体时代,《格萨尔》史诗传播的前景更为广阔。文章基于SWOT分析法,系统梳理《格萨尔》史诗当下传播的优劣势、外部机遇及挑战,并从传播主体、内容、受众、渠道、价值等多方面分析,进一步探求在融媒体背景下《格萨尔》史诗传播的优化策略,以推动《格萨尔》史诗有效传承与发展,有力回击反华势力所谓“西藏文化灭绝”等谬论,实现《格萨尔》史诗在新时代焕发民族凝聚力,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

民族志视野中的《格萨尔》史诗英译研究

在中华典籍翻译的大背景下,立足于民族史诗的英译研究,以《格萨尔》英译为具体对象展开个案研究,将其置身于民族志书写和跨文化阐释的视域之中,从现代译论的高度对这部民族史诗翻译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进行翻译学意义上的理论解释和阐发,并就民族文学翻译的学科地位和前景做出跨学科展望。

史诗《格萨尔》说唱艺人的抢救与保护

<格萨尔>说唱艺人是史诗的创造者、传承者、传播者,他们用惊人的记忆和创造性的叙事才华铸就了堪称藏民族百科全书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抢救与保护,就是对藏民族独特口头传统的保护,也为保留我国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贡献了一份力量.

论《格萨尔》史诗在博物馆中的展示体验与传承策略--以格萨尔王城为例

格萨尔王城是四川省甘孜县建造的收藏和展陈格萨尔文化的主题性博物馆群,是格萨尔文化元素最集中、藏式建筑景观最多样、旅游要素最齐全的文化旅游新地标。格萨尔王城致力于以立体化和动态化方式传播和传承享誉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格萨尔史诗文化,突破了其他地区格萨尔博物馆(文化中心)只有静态重塑,没有动态还原的展陈传播方式。本文围绕《格萨尔》文化在博物馆中的展示体验和传承策略,分析格萨尔王城博物馆建筑群如何从建筑规模、场景还原、衍生设计三方面营造场域氛围的代入感;从空间维度和感官维度入手实现展示空间的延展性;以展览讲解、商业服务、互动环节完成的递进式信息传递,以期为同类型博物馆和文化馆的设计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案。

《格萨尔》史诗中的苯教恰央文化研究

恰央文化是居住在青藏高原上的先民在千百年繁衍生息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出的精神财富之一,是一种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区域性文化,它以其特殊的内容、形式和结构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恰央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也产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对其进行了延伸和改组,并为其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文章通过对斯巴苯教重要文献《恰央祈福斯巴神父雅拉达珠仪轨经》的重新梳理,从恰央的神、器具和对象三方面对《格萨尔》史诗中恰央文化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探讨。认为,恰央仪轨的原始内涵是对人、马、牛、羊、青稞的祈求信仰,应当归入斯巴苯教文化范畴。同时,这一信仰在《格萨尔》史诗中得到了发展和升华,从而延伸出对草木、饮食、商贸、长寿、珠宝、兵器、圣法等各方面内容的祈求信仰,甚至吸纳了佛教招财神而出现了黄财神信仰。因此,英雄格萨尔王除魔降妖的终极目的就是招财进宝,而《格萨尔》也是一部恰央祈史诗。

《格萨尔》史诗1927年英译本的描述性翻译研究

描述性翻译研究将翻译语境化,把翻译从简单的文字转换中解放出来,旨在通过描述实际的翻译行为及其结果发现翻译现象背后的文化历史事实。通过对艾达·泽特林1927年出版的《格斯尔汗:西藏的传说》英文本进行描述来研究影响或制约译者翻译选择背后的规范。在描述性翻译研究的框架下,从结构安排、主要内容及文本风格三方面对该版本进行了描述,在此基础上对译者翻译过程中可能受到的三类规范,即预备规范、起始规范和操作规范,进行了阐释和解析,认为社会文化大语境对史诗译者的翻译选择有重要影响,从而加深了对《格萨尔》史诗海外英译本的认识,为《格萨尔》史诗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

试论藏族《格萨尔》史诗对裕固族的影响

藏族《格萨尔》史诗不仅在雪域高原广为传诵,而且还流传到了裕固等少数民族地区。文章论述了史诗对裕固族史学、民间文学、民风习俗、宗教信仰乃至民族心理产生的影响,提出民族间的交流对各自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

传播学视域下《格萨尔》史诗的传播与保护

在《格萨尔》史诗的发展历程中,传播形态经过两次大的变迁,第一次是由群体传播向个体传播转变,出现了半职业化的说唱艺人,佛教开始植入;第二次是由个体传播向大众传播转变,《格萨尔》史诗传播方式多元化,出现了职业化的说唱艺人。传播方式多元化增强了受众对史诗的认知和文化自觉,但是对口头传播形成一定的冲击,导致其边缘化。在当下的传播语境中,传播者身份的改变,受传者的改变,传播语境的改变以及史诗说唱语言的地域性都是导致《格萨尔》史诗日趋消亡的重要因素。那么如何使这部史诗能够以活态的方式长久地保存?首先应当形成以口头传播为主的多种传播方式的大联合,但一定要保障口头传播的主体地位;建立史诗传习基地,回归群体传播传统;增强传播者和受传者的民族文化认同;去商业化,从传承和保护的角度讲,《格萨尔》史诗不适合进行商业性的开发。

《格萨尔》史诗在海外的翻译与传播

在“藏学热”的推动下,《格萨尔》史诗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海外传播,并伴随着藏传佛教的东传和西渐以及海外汉学中心的转移。本文按照《格萨尔》史诗在海外传播的特征及路径,把《格萨尔》文本分为以藏传佛教信仰为基石的东方学派、回到声音的西欧学派和走向大众的北美学派三种类型,探讨和分析其背后的宗教背景、文化心理和社会土壤。《格萨尔》史诗在海外的传播像是一次文本的“旅行”,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每到一个国家都与当地的文学、文化相融合产生出新的文本,这不仅是文本的旅行,也是文化的旅行。

评《格萨尔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

法国藏学家石泰安(R．A．Stein)的博士论文《格萨尔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自1959年发表以来以其知识的渊博和方法的新颖著称，至今还没有第二部研究格萨尔的著作在深度和广度上能够超过它。但是，格萨尔的故乡中国的西藏直到1994年才有了耿升先生的中译本。在此之前，国内学人对石泰安这部著作的评价，是不够全面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评介该著，以理解石泰安研究格萨尔史诗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促进国内格萨尔学的研究。

从《格萨尔》史诗看汉藏工艺美术交流

《格萨尔》是我国藏族人民创作的英雄史诗巨著，是我国的三大民族史诗—-《格萨尔》、《江格尔》和《玛纳斯》其中的一部。《格萨尔》以描述英雄格萨尔王的故事为主要情结，以说唱的形式世代相传，在公元十一世纪出现最早的手抄本，并有僧人开始参与编纂、收藏、传播等工作，对《格萨尔》的历代传承与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论《格萨尔》在世界文坛上的史诗地位(下篇)——否定《格萨尔》史诗倾向的实质

蜚声世界文坛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简称《格萨尔》)。是反映该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一部大型文学记录,也是该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重大历史事件的艺术概括和再现。也是该民族的“传奇故事”和“圣经”。藏文达一百多部、一千多万字、篇幅超过世界上任何一部著名史诗的《格萨尔王传》,不仅是该民族的“百科全书”。而且还是该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标本展览馆”和具有永久价值的“全民族的经典”。但是,在两百多年来的《格萨尔》研究中,围绕着《格萨尔》是史诗还是神话史诗的争论,延绵迄今,莫衷一是。

诗意的建筑:《格萨尔》史诗中的城堡建筑文化解读

《格萨尔》史诗是一部以战争为主要题材的长篇史诗,史诗中描述了一百多座充满想象和诗意、造型各异的城堡建筑。史诗中对城堡的描述并不是凭空想象的产物,实际上其建筑形制与藏族的传统建筑风格一脉相承,这是研究藏族传统建筑文化遗产的重要历史依据。本文从《格萨尔》史诗中对霍、岭两国的王宫和诸大将的城堡描述为依据,同时根据现有的一些考古遗迹的内容作为补充,尝试探析其中蕴含的建筑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