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诗小说”的自觉建构——兼评梅卓《神授·魔岭记》

《神授·魔岭记》在神性与人性、梦幻与现实、史诗与小说三个维度上建构了一种“新史诗小说”的写作路径,集中表现为人性的神圣化、现实的梦幻化、小说的史诗化。在文体上,这部小说在“视角转换”和“散韵结合”两方面的特色,突破了一些概念或术语的框定,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审美空间。

原始思维及原型再生——解读当代民族史诗小说的(原始)神话特征

神话作为原始先民意识形态的综合表现,对现代社会文明特别是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有重要影响。中国当代民族史诗小说在真诚叙述本族故事、风土人情时,作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了原始思维,其所塑造的人物、描绘的场景往往隐隐地指向了原始神话形象;少数民族的生活地域、宗教信仰习俗往往对民族作家的原始思维惯性产生持续性的重要影响,使他们的作品即使是写并不久远时代的故事,但原始思维的惯性却又把他们的创作思维引向了对神性力量的赞美。

后现代语境下的“新史诗小说”——以阿来《格萨尔王》为例

《格萨尔王》开拓了史诗小说的表现空间,可以称之为一部"新史诗小说"。它将世俗性与神性,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结合为一体,将欲望的日常生活化与宗教的拯救意识糅合为一体,从独特的角度处理了格萨尔王这样的史诗题材,并试图找寻摆脱后现代语境中人类生存困境的途径。小说中的人物执着地追寻生命的意义和寻找战胜欲望之魔的力量,也让我们在这个日益物质化的时代,感受到遥远的神性召唤。

史诗小说——《萨朗波》

《萨朗波》是一代文豪福楼拜的重要作品。福楼拜的创作大体可分为两类小说,一类以描绘现实生活为题材,《包法利夫人》是其代表,另一类以描绘古代生活或传说为题材,《萨朗波》则是其代表。作为承上启下的作家,福楼拜的小说,有的完全贯穿现实主义的传统,有的则着眼于创造与发展,成为后世小说的一种过渡形式而载入史册,《萨朗波》就属于后一种作品。卢卡契认为,历史小说是19世纪初产生的一种文学样式,《萨朗波》

世纪回眸:中国当代史诗小说的历程

本文将中国当代史诗小说作为20世纪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加以审视，通过具体作品阐述了这一文学现象的基本特征，并以“英雄史诗”“世俗史诗”“现代史诗”概述了它的发展历程。

新史诗现实主义小说——以格日勒图长篇小说《断裂》为例

本文以格日勒图长篇小说《断裂》为例,通过史诗现实主义小说历史与现状、艺术的基本模式、流畅哲思的语言魅力、传统文化的展现等几个方面阐述了长篇小说《断裂》的成就。

简论科马克·麦卡锡小说《路》的史诗性主题

科马克·麦卡锡是美国史诗性小说领域最与众不同的小说家,他美国边疆神话为基础建构美国史诗性小说,宣扬美国文学中的民族精神。代表作《路》塑造了父子二人在光怪陆离的类像世界中艰难的求生之旅,小说着力渲染与主流小说不同质的“路”的三重隐喻主题:生命、暴力、救赎,这一系列相互异质却又相互关联的主题变奏以后启示录式的叙事文本深入探究人性,提升了美国边疆史诗性小说的高度,进一步扩延了美国文学的深度和广度。

美国二十世纪历史的编年者——美国史诗小说家詹姆斯·米切纳

1997年10月16日,美国著名小说家詹姆斯·米切纳因肾衰竭在他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家中去世,终年90岁。米切纳的长篇小说《南太平洋的故事》、《夏威夷》、《百年》、《伊比利亚》等气势磅礴的史诗般作品都是美国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佳作,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米切纳是一位将历史与文学有机结合的杰出作家。

“夏洛特女郎之镜”——福克纳史诗性小说《我弥留之际》中的镜像叙事

史诗性小说是美国小说独特的历史与文化在文学中的反映,用以构建美国发展史中一贯宣扬的所谓民族精神。福克纳是美国史诗性小说主要代表作家之一,以其美国南方叙事确立其美国小说界"莎士比亚"的称号,但福克纳留给文学史及研究界的不只是庞大繁杂的多声部的南方故事,更重要的是他的美国南方史诗性小说。以《我弥留之际》为例,试图通过拉康、巴赫金等人提出的"镜像"理论来解读作品中的镜像叙事,从而解析小说包含的史诗性。

当代苏联小说的史诗化倾向

当代苏联文学体裁是富于开拓和创新精神的,七、八十年代,体裁的发展日益急速、纷繁和复杂。多种多类体裁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汲取、相互结合的现象十分普遍。就以七、八十年代苏联小说体裁的发展来说,恐怕较其它任何一类体裁的发展都更为迅速而复杂,更显示出其活泼、外向的性格。各种小说体裁(长篇、中篇、短篇)之间的相互作用十分活跃。

当代史诗性乡村革命历史小说的“色彩”变换——论《红旗谱》、《故乡天下黄花》、《白鹿原》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承担了阐释新中国形成的“历史规律”的任务,而《红旗谱》讲述乡村革命历史故事,将地主和农民的矛盾纷争融进国共斗争的历史格局中,加以史诗的笔法,成为“红色经典”。八、九十年代的“新历史小说”则将历史加以“故事新编”,《故乡天下黄花》、《白鹿原》仍以史诗讲述乡村革命历史,但以新的叙事技巧,解构了自《红旗谱》建立起来的“红色神话”,显示了民间的历史眼光和新的意识形态的要求。

论消费语境下“史诗性”长篇小说电影化改编的叙事转换——《白鹿原》《陆犯焉识》电影改编得失谈

"史诗性"长篇小说,往往故事庞大、叙事话语复杂,并且在主题上有严肃、厚重、多元的特征。这些特征与当下电影创作所处的"消费语境"在本质上是矛盾的。然而,在文化产业化的大背景下,"史诗性"长篇小说也很容易被当作素材而被电影工业所利用。电影创作者在对这一类长篇小说进行改编时不可避免地要消解、重构原著的话语、故事与意蕴,这些方面都直接关系到改编影片能否达到预期的商业目的。就目前的现实来说,张艺谋对于长篇小说《陆犯焉识》的改编所采用的一系列策略是较为成功的,可以当作这一类小说改编的成功范本;而王全安对于《白鹿原》的改编所采取的一系列策略就比较失败,也可视为这一类小说改编失败的典型。

“史诗结构”的消解——“新历史小说”的结构意识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新历史小说”,从结构意识上与“十七年”的史诗性长篇小说有着许多区别。 一是题材的更置与替换,家族史取代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二是叙述视角发生重大变化。

《白鹿原》的史诗构造——与托尔斯泰长篇艺术比较谈

《白鹿原》是２０世纪中国的史诗。《白鹿原》中的中国２０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和托尔斯泰史诗小说中的１８１２年战争、１８６１年改革一样，其本身就是小说所探索的主题。《白鹿原》和托尔斯泰的史诗小说一样具有一种有别于封闭性结构的开放性结构。封闭性结构往往使作品由生命运动状态转入静止、窒息甚或死亡状态；开放性结构则使作品始终保持生命的运动、变化、发展状态，这是人生、事物的本来状态。以开放性结构，表现民族生命的运动，是《白鹿原》

改革痛史的地方性叙事——评楚荷长篇小说《苦楝树》

楚荷的长篇小说《苦楝树》,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视角来探察国有工厂的兴衰史,企图对1980年代初以来的中国"改革文学"进行历史化的超越。它避开以往改革文学仅关注工厂领导层的的叙事惯例,聚焦底层职工生活,着力表现改革过程中的人性与文化之痛,并创造性地再现和建构了以湘潭为依托的地方性知识,是新世纪以来改革文学的又一力作。

苏联小说的多元化、多样化趋势

邓蜀平在《苏联长篇小说结构的新发展》(《现代人》86年5期)一文中指出:近年来的苏联文学,跟它所处的时代一样,变得越来越纷繁复杂,发展步伐加快了。在小说领域,最能说明这一趋向的是式样空前繁多:全景小说、史诗小说、哲理小说、道德探索小说、思考小说、抒情小说、心理小说、纪实小说、随笔体小说。

“民族史诗-元小说”织体形态--一种对徐则臣《北上》的社会史读法

以社会史视野观照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北上》,可以看到,小说家为了实现其四重雄心,在《北上》中聚焦1900-2014年的百年中国历史,形成了“民族史诗-元小说”的织体形态。小说一方面对大运河沿线地理与晚清历史细节着力甚多,虚实结合覆盖较长的时间跨度,形成“民族史诗”式的历史感;另一方面暗示读者文本作为“小说”的虚构性,生成“元小说”的自我意识,让历史感不断自我生成又自我解离。小说对“历史”的探讨就此止步,但通过打开社会史的视野,我们发现小说在晚清知识分子心路、东西方文明交融现场、大运河整体认知上仍有继续讨论的空间。

《静静的顿河》结尾的结构意义

逃离险境，回归家园是俄国史诗一再重复的母题。《静静的顿河》基本上采取了一种史诗结尾的叙述手法。格里高力回到自家门口，手里抱着儿子这种结尾，在延续情节的过程中包含了历史变幻无常、人的命运际遇沧海桑田、人生困境中精神的更新等等无尽内涵，又完成了集非常个性与常态的普通人于一身的性格塑造的最后一笔。

列夫·托尔斯泰作品中的比拟

列夫·托尔斯泰这位无与伦比的心理分析大师,在其艺术形象体系中往往把比拟作为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一种手段,并给予十分重要的地位。托尔斯泰善于将“感知”融合进比拟,并使之演化为完整的情景。他那些富有表现力的、“发展的”比喻,非常耐人寻味。我们不妨取长篇史诗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一个情节为例。彼挨尔·别素号夫被俘并历尽磨难之后,在玛丽亚公爵小姐房中遇见了娜塔莎·罗斯托娃,当时娜塔莎因安德来公爵之死而备受折磨,显得消瘦、苍老。

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死水微澜》主题新解

史诗性小说《死水微澜》通过成都城郊天回镇上演的悲喜剧折射出庚子年的八国联军事件 ,以中西两种文化的剧烈碰撞、交融 ,揭示出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遇到重要问题和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