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仪与史诗戏剧——以贵州威宁古彝戏“撮泰吉”为例

贵州威宁的古彝戏"撮泰吉"具有华夏中原的"巫史传统"印记。它是彝族的一个部落分支向后代传涌迁移历史的一种特定方式,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表露出原始宗教祭祀仪式到戏剧雏形的发展过程。其存在形态具有综合性、史诗性、巫仪性、口语化等四大特征。

《布雷伯夫的幽灵》：基于莎剧叙述的印第安史诗戏剧

在《布雷伯夫的幽灵》中,印第安剧作家丹尼尔·大卫·摩西将莎剧《麦克白》的幽灵叙事引入北美印第安历史和仪式文化之中,构建了一部基于莎剧结构的印第安史诗叙述。透过传教士布雷伯夫的幽灵、部族中"食人魔"的传说及"休伦大逃亡"事件,该剧不仅揭露了欧洲殖民者宗教狂热背后的"食人性",同时也通过仪式文化,再现了印第安人的精神世界及诗学信仰——剧中的休伦人大迁移不仅是一次生死攸关之际的亡命之旅,更是一部通过口述故事讲述部落延存的印第安版"出埃及记"。

鲁迅的《故事新编》与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

鲁迅与布莱希特,就其创作表层看来毫不相关,但在美学倾向上,他们却如此接近;同是间离效果,同是理性主义,同是喜剧情调。《鲁迅研究》1984年第2期上发表了陈平原的文章。

阿索尔·富加德《火车司机》中的白人罪感与史诗剧元素

阿索尔·富加德是南非当代著名的自由主义剧作家,其2010年创作的独幕剧《火车司机》(The Train Driver)展示了白人司机在意外撞死了自杀的黑人妇女后难以化解的内心罪感和他在一名黑人掘墓人负责的墓地寻找该妇女坟墓的过程。该剧是富加德在后种族隔离时期最重要的作品。它不仅呈现了自由主义白人以往的罪感意识,即因种族隔离造成的社会不公难逃良心谴责的伦理状况,延续了以道德忏悔寻求与现实和解的艺术表达,还结合了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揭示了新南非在种族隔离结束之后的历史困境,进而在新自由主义的语境当中审视白人罪感。本文的核心论证从“史诗戏剧”的形式入手,试图阐释在后种族隔离时期富加德对白人罪感的认识有何变化以及为何以“史诗戏剧”的形式来呈现罪感。文章展示了《火车司机》的独白对白人罪感的呈现,再分析了剧中对白、开场白和收场白的设置与产生的间离效果使得防止观众轻易认同于白人罪感。文章进一步指出墓地背景、守墓人的破败居所以及音响效果等舞台设计所指涉的新自由主义现实问题,进一步展现《火车司机》的戏剧形式所带来的间离效果促使观众理性思考:黑人妇女的死亡并非是白人司机的过错,而是新自由主义的现实所迫,但白人火车司机盲目在于其只感罪孽深重,而不去深究酿成悲剧的现实。本文发现,在《火车司机》中,富加德超越了其以往对罪感的认识,改变了戏剧呈现方式,意识到以仅获得罪感意识与伦理忏悔的方式不足与社会现实达成和解。由于时代的变迁,富加德选择以史诗戏剧的形式唤起观众探寻黑人命运无法得到改变的真相,从而呼吁观众在新自由主义的困境中思考酿成悲剧的根源,寻求新的种族和解之路。

略谈东南亚的史诗表演艺术

东南亚的史诗表演艺术或称史诗戏剧艺术,其主要表演形式是以本土化的印度两大史诗为题材的影戏、偶戏和歌舞剧。东南亚的史诗戏剧源于史诗诵读,服务于宗教,既是东南亚民族传统表演艺术的源泉和基础,也是东南亚人民自我教育的重要手段。

岁月如绳 戏如绳结——话剧《威廉与我》带来的思考与感动

由田晓威、朱珠编剧,田晓威导演并参演的《威廉与我》掀起了一阵观剧热潮。自上演以来,已有多篇评论文章见诸期刊,多位评论者给予该剧高度赞誉。《威廉与我》以叙事戏剧的形式,由四个演员分别扮演四个年龄阶段的威廉·莎士比亚,讲述了这位伟大戏剧家的传奇一生。该剧借助大量的历史资料和传说呈现了莎士比亚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它们与那些伟大作品中的情节和情感相映成趣,不但让人有洞悉莎翁创作之谜的快感,更有体悟人生之复杂的唏嘘。

论布莱希特理论视角下《蝴蝶君》艺术表现手法

美国华裔作家黄哲伦的舞台剧《蝴蝶君》自上演后好评不断,获奖无数。《蝴蝶君》的成功离不开与布莱希特戏剧理论在剧本与舞台两方面的结合。本文透过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视角,从"间离效果"和"史诗戏剧结构"两大核心要素来分析《蝴蝶君》在剧本和舞台上所展现的艺术表现手法,从而得出其独到的艺术表现形式,有助于突破西方固有文化模式并深化戏剧内涵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