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口头传统与书写文化之间的史诗演述人——基于个案研究的民族志写作

在彝族史诗研究中存在着过度重视口头传承的集体性而忽略了民众个体的普遍倾向。史诗演述的传承人作为史诗"勒俄"(hnewo,史诗演述)传统背后的一个特殊群体,是史诗得以世代沿传的中坚力量。因此,对传承人的跟踪与研究是考察史诗传统的主要环节。在诺苏彝族史诗演述人的成长过程中,书写与口承这两种传统的教授与学习是始终相伴、相得益彰、互为表里的内驱力。"克智"(kenre,口头论辩)的兴起和传承,在客观上激活了"勒俄"的口头传播和动态接受,使史诗传承人脱离了各种书写文本的制约而走向面对面的社群,融入民俗生活的文化情境中,并在特定的竞争机制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口头创编能力与演述艺术,从而也促进了史诗传统的长期流布和动态发展。

克智与勒俄:口头论辩中的史诗演述(中)

本文(上)从概念上对克智论辩相关地方语汇和专用术语进行了重新界定与阐释,并转换为系统的学术表述;同时针对不同表演情境中的“克智”论辩活动,从论辩方法、论辩程式、话语风格、竞争性质等有关这一表演艺术的基本环节着手,阐述了始终建立在双向对话关系中的史诗演述及其运作方式。这一部分将着重探讨口头论辩与史诗演述的双重表演结构:其一,基于口头论辩这一特定的民间言语艺术及其口头传播─交流模式,从克智论辩过程的嘎基(路下方)和嘎哈(路上方)互为区分又互为关联的两个表演阶段中,分析即兴辞辩与史诗演述之间的交互联系;其二,对“格比”(ggebi即兴辞辩)与“玛子”(mazyt史诗演述)这两个关键性术语做出的解析,从论辩话语的内在实质与外在形式,揭示即兴辞辩与史诗演述的运作机制;其三,结合实地的田野观察资料,沿着民间话语及其相关语汇的线索,并依据嘎基与嘎哈两个赛段的论辩过程,对“克智”活动中的“格比”与“玛子”做较为系统的比较和分析,以厘清口头论辩传统中同时出现的两种话语风格及其间的内在联系与外在界分,从而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史诗“勒俄”的演述传统、叙事原则和口头性本质。

克智与勒俄:口头论辩中的史诗演述(上)

大小凉山有极其丰富的本土口头文论,其中“克智”(kenre)作为口头论辩活动流传于以美姑为中心的义诺彝区。然而,这一民间口头艺术的成就,很少得到学界的关注。负载其中的史诗演述则因种种原因被剥离出来,仅仅作为固定文本进行分析和阐释。它导致的弊端之一就是我们一再反思的“民间叙事传统的格式化”及其对相关学术阐释的负面影响。本文将探究勒俄与“克智”口头论辩及其他口头文论、口头表达技艺之间的内在关联。这是过往史诗研究中长期忽略的一个重要环节所在。本文将立足于本土口头传统的历史传承,说明民俗生活中的“克智”论辩的表演情境,以描述口头论辩的基本言语方式,阐释建立在一种双向对话关系之中的史诗演述及其口头艺术的实践过程,进而追踪两代史诗演述人群体的主体性角色、历史风采与现实状况,并从表演环节讨论演述人的传承问题与史诗异文研究的某些学理性关联。

克智与勒俄:口头论辩中的史诗演述(下)

“克智”论辩的兴起和传承,在客观上激活了史诗演述的口头传播和动态接受,使这些史诗传承人脱离了各种文本的制约而走向面对面的社群,融入民俗生活的文化情境中,并在特定的竞争机制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口头创编能力与表演艺术,从而也促进了史诗传统的长期流布和动态发展。然而,在诺苏彝族史诗的研究中,基于表演传统的观察与记录很少得到重视,同时在创作、表演与传承的几个相互联系的环节上,则深深地打上了一道“集体性”的印记,因而对史诗演述人及其群体的关注也几乎在“集体性”的强调中被人们淡忘了。那么,在田野研究中重新揭示文本背后的活形态史诗传统,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取决于我们的实际工作能否让传承人这一创造性主体从文本阐释的历史封尘中凸现出来,能否给予这一特定的史诗演述人群体以公允而客观的评价。本文的第三部分着重追踪两代史诗演述人群体的主体性角色、历史风采与现实状况,并在表演环节上来讨论演述人的传承问题与史诗异文研究的某些学理性关联。

章哈演述的若干问题:扇子、曲调、伴奏与程式

“章哈”一词既是对傣族史诗歌手的称谓,也是傣族活态传承的说唱艺术,还是傣族重要的文化符号,但关于章哈演述仍有一些基本的也是重要的问题需要解答。第一,章哈演唱时使用扇子的原因,扇子不仅是章哈演述时的道具,其背后还涉及章哈文化的起源和傣族的民间信仰。第二,章哈演述史诗和长篇叙事诗时为何使用“章哈调”,该曲调与傣族语言的特点和韵律具有密切的关系,彼此相呼应。第三,章哈演述时筚伴奏的意义,伴奏音无形中将章哈的演述分割成了无数个小单元,这些小单元是一段段的诗节,它们是史诗学概念上的“大词”(Big Word),也是章哈记忆成千上万行史诗的“秘诀”。第四,章哈的演述具有一定的程式,每一次的演述通常包含序歌、主题歌和即兴歌三部分。以上这几个问题对于理解章哈文化来说至关重要,也是关乎傣族史诗产生、发展和传承的核心问题。

傣族的“史诗歌手”章哈:师承、演述与发展

傣族史诗、叙事长诗的演述者有两类,即完全脱稿的口头演述者和手持抄本的吟诵者,其中前者是真正口头诗学意义上的“史诗歌手”。章哈正是傣族名副其实的史诗歌手,是傣泐支系专有的口头艺人。章哈有传统的师承模式,男女章哈因接受教育的机会不等,所以他们的习得过程有所不同。章哈一生可以拜多个师傅,其师承模式呈现出一种网状结构,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在演述中即兴创作,以及和受众互动是章哈的基本技能,他们既是表演者,又是创作者。当前,章哈迎来了良好的复兴机遇。

史诗演述中语图交互指涉的诗学特质

在许多史诗演述传统中,图像与语言共同建构了特定时空的史诗演述场域,设定了史诗演述的框架,构成交互指涉的诗学关系。史诗图像具有在场、提示、再现、仪式等多重诗学功能,既可以作为史诗演述过程中的仪式客体,也可以作为史诗书面文本里的插图;既可以作为独立于史诗演述过程而存在于史诗传统里的图像,也可以与史诗演述互动,相得益彰;既可以发挥边缘作用,也可以起到总体核心作用等。史诗图像体现了图像的基本性质,与语言在史诗演述中艺术地融合在一起,直接或者间接地指涉与之相关的史诗传统内涵,是观者阅读和了解史诗的象征,成为史诗内容自我投射的屏幕。

史诗演述的仪式效力与知识共享:对彝族诺苏支系“勒俄”口头表演的民族志研究

基于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叙事和仪式话语的关联性分析视角以及雅柯布森的文化翻译理论,本文探究了史诗演述的公共仪式性特征。通过在四川省美姑县进行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发现彝族诺苏支系的“勒俄”史诗演述在祭祖送灵仪式中为人类的起源、语言分化和谱系文化建构的稳定转化提供了一个基于口头表演和社会互动的文化翻译过程,也因此史诗演述者能够以社会建设性的方式来引导、阐释和确立社会宇宙时空的秩序更新,并基于仪式参与公众所理解和共享的听觉文化渠道来唤醒和调度整个仪式的赋灵效力。本文通过对史诗演述事件的分析,发展了“史诗演述人-仪式主人家(及家族亡灵)-仪式参与公众”的分析模型来理解神话和起源叙事所凝聚的知识、智慧、记忆、情感等社会价值;指出以感官和话语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能够拓展对仪式沟通、口头表演和日常语言之关联性认识。

傣/泰族群的史诗传承人:从布摩到章哈的发展

“章哈”是傣/泰民族的史诗演述者,他们最早是从“布摩”(巫师、祭师)演变而来的。本文基于老挝北部,越南西北部和我国西双版纳的傣/泰族群聚居社区的田野作业,找到例子实证这一发展过程,并指出两类性质不同的章哈——普通的“章哈”和“章哈丢拉”。章哈丢拉是在祭祀仪式上演述史诗的人,他们具有巫师、祭司的社会职能。如果将“布摩”视为传统意义上的祭司,将“章哈”视为职业化的歌手,那么“巫章哈”就是处在他们之间的过渡阶段,他们已经具备了章哈的演述形式,即成双成对出场,一人执扇演述,一人吹笛伴奏。但是所唱的内容和预期达到的目的并不相同,一个在于助兴娱人,另一个则为娱神和禳灾。

转换与交融:东巴史诗的多元叙事视角

口头诗学与叙事学相结合的"内在性"研究是当下史诗研究的利器。纳西族史诗文本的叙事视角以全知限制型视角为主,还有预知型、情感导向型两种叙事视角,但在具体的史诗演述的仪式情境中,体现出多元视角的转换、互动、交融的特征,这与史诗文本情节、预言式语句、情感体验、仪式场域有着深刻的逻辑联系。

羌族的史诗传统及其演述人论述

羌族史诗至今仍保持着鲜活的样态,但是其濒危情势已很明显。在羌族社会中,口头史诗演述人常被称为"释比"。"程式"则在羌族口头史诗创编和演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口头史诗演述与仪式紧密相联,史诗表达的焦点是仪式之"题旨"。

壮族“麽咟宿”仪式中的史诗演述及其文化辨析

壮族创世史诗演述一般发生在各类麽教仪式活动之中。本文通过深描一次实地发生的民间"麽咟宿"仪式,探索麽经史诗演述的规律,揭示其深层的文化交流机制。正是创世史诗与仪式演述的密切关联,使史诗叙事往往具备仪式所赋予的"言语行为"特质。

台语支口头传统中的“寻日”母题辨析

台语支口头传统中常见的“寻日”母题,至今仍在民间活态传承。聚焦神话、史诗等不同叙事形式中的“寻日”母题,探寻其发展、演变的独特模式,可发现仪式演述应是“寻日”母题产生、传播的重要方式。由“寻日”母题演变来的“鸭驮鸡过河”“鸡为鸭孵蛋”“鸡唤日”等民间故事亦是仪式演述内容在民众中流传的片段记忆。这些母题带有台语支群众对早期稻作农耕生活内容的记忆,并与其传统的太阳信仰一脉相承,呈现出独特的思维模式特征,背后蕴含着悠久的台语支历史文化传统。

口头史诗的文本与语境——以《玛纳斯》史诗的演述传统为例

近年来,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那鲜活生动而又妙趣横生的演述场景已经随居素普·玛玛依等老一辈玛纳斯奇的辞世而离我们渐行渐远。千百年来的口头叙事传统正在从"演述中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为半书面的吟诵形式所取代。目前,当我们还能够捕捉到口头史诗的传统演述形式之际,从文本与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出发,对口头史诗的叙事传统及其演变态势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探究是当务之急。

史诗演述的常态与非常态:作为语境的前事件及其阐析

从细化语境研究的立场出发,将史诗演述的前提事件分解出来,厘清常态/非常态前提事件的边界,对正确理解史诗演述的目的、功能和意义,有着重要的方法论价值。若干田野观察证实,蒙古族史诗《格斯尔》在巴林地区的流布发生了明显的演变,尤其是其口头演述往往以非常态事件为导引,借由民间信仰框定叙事语境,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娱乐功能,却催生了强固的演述禁忌;禁忌阻隔了史诗传播的部分通道,同时使史诗演述在这一特定区域内得到了更稳定的传承。

史诗歌手记忆和演唱的提示系统

文章结合蒙古史诗情节结构发展过程,运用史诗名称、分章名称、分部名称、大主题、主题、程式化提示诗句、记忆单位、演唱单位等概念工具,探讨了蒙古史诗艺人概括记忆史诗和分解演绎史诗的提示系统及其特征与构成规律。史诗名称、分部名称、分章名称、大主题、主题、亚主题、微主题等要素,构成蒙古史诗艺人记忆和演绎史诗的提示系统。这些要素从下而上,既是层层概括记忆的具体过程,也是层层提示、选择、分解、激活及演绎的总过程,并以史诗的大主题为分界线,往下按主题、亚主题、微主题等顺序,在程式化提示诗句的引导下逐层伸入到史诗演述的最终表现层面,帮助艺人记忆、创编和演绎史诗;往上则以分章名称、分部名称、史诗名称的顺序,帮助艺人逐层概括记忆和分解演绎长篇史诗和并列复合型系列史诗。

麽经与贝叶经:壮族《布洛陀经诗》与傣族《巴塔麻嘎捧尚罗》比较研究

壮族与傣族分别创造和流传着创世史诗,以《布洛陀经诗》和《巴塔麻嘎捧尚罗》为代表,内容包括开天辟地,人类与万物的起源,文化英雄创造生产工具等等。壮、傣同属侗台语族民族,也都是稻作民族,但是分别受到不同的异文化影响,前者受到中原儒释道文化的熏陶,后者受到贝叶文化的浸染。因此,两部创世史诗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具有不同的叙事结构。同时,两部史诗之间又有许多相似的母题,反映了壮、傣民族共同的稻作文化底蕴。《布洛陀经诗》是麽经,《巴塔麻嘎捧尚罗》是贝叶经,前者主要通过布麽的仪式演述得以传承,布洛陀经诗的演述是壮族麽文化的神圣叙事;后者的演述则属于言语的表演,演述者与听众之间互动交流,从而完成史诗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