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人本:长平之战“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发微——基于《史记》创作宗旨与史迁人文观

长平之战“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或非“实录”,而是史迁“一家之言”。“二百四十人”含有“太白”星象运转中“二百四十日”的天人文化隐寓,寓指了长平的战争走向与秦并天下趋势。司马迁在吸收董仲舒“春秋公羊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求天人关系中人的能动作用,巧妙地将“二百四十人”与“遗其小者”的人本倾向相缀合。在秦汉文化价值观“古今之变”的背景下,“遗其小者”则处于秦人长平“杀降”行为的对立面,是司马迁对战争手段、家族命运与个人悲剧根源的反思。“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的文本记述可谓“大一统”的天下运势中,史迁以天人文化视角尊重个体生命的反战情感寄托,是《史记》创作宗旨在列传细节之处的生动体现。

史迁笔法:寓论断于序事

如果说孔子“春秋笔法”主要表现在“一字定褒贬”的修辞层面上,那么史迁笔法则将其扩大为篇章的叙事结构上,人物形象的描写上,乃至《史记》全书的整体布局上。寓论断于序事作为史迁笔法之一,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上:述而不作,借史料之取舍传心中之隐曲;据事直书,词不迫切而意独至;侧笔旁议,托他人之口代作者之言。

史迁笔法:定褒贬于论赞

从《左传》"君子曰"到《史记》"太史公曰",标志着史家从道德评价主题到历史评价主题的转变。《史记》论赞有显、隐之别。所谓显,或借仁人君子之义行壮举抒发敬仰之情;或书昏君权臣之暴行劣迹发泄怨愤之意;或述王朝更迭、世族盛衰以寄托兴亡之感;或对重大事件提要勾玄以探其成败之因;或深察人心向背以昭示民意之不可诬;或阐明写作本旨、书法义例以成其一家之言。所谓隐,或反话正说,似褒实贬;或侧笔反衬,寓有深意;或暗含影射,曲笔诛心;或言此意彼,绵里藏针。

史迁风神与六一风神

作为宋韵之一的六一风神,其独特之处在于,茅坤预设了汉代的史迁风神,而六一风神来源于史迁风神。风神来源于明代小说关注人物形象批评的传神论,而六一风神同时具有宋代文化特质的儒者风神、宋调、台阁体、人情说的特点。风神论之魏晋风神特有的悲剧精神与生命意识也融入了六一风神之中,从而铸造了六一风神丰富复杂的绝世品格,也形成了汉宋风神的不同内涵。

说刘讲项论史迁

长期以来 ,史学界、文学界对楚汉相争时期的两位风云人物———刘邦、项羽的评价形成了一个共识 :即刘邦“虚伪狡诈” ,是“流氓无赖” ,而项羽则是“叱咤风云”的“盖世英雄”。本文通过历史事实和史迁对项羽的“过誉之辞”的分析论证 ,客观地评价了项羽的功过 ,揭去了套在他头上的道道光环 ,还一个“本真”的项羽于世人前。并对史迁“扬项抑刘”之举进行了批评。

《史记·匈奴列传》所见“史迁笔法”辨析四题——兼论司马迁“求同存异”的民族思想

司马迁遭遇"李陵之祸"后,续作《匈奴列传》运用了"错乱""对比反衬"等"史迁笔法"隐讳表达个人的真实政论与民族思想。通过"互见"《史记》各篇目相关内容,分析出"各有分地""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与"王恢之死"呈现"错乱"之笔记述,"强使中行说"与"天子罢(庄)参"和"约为兄弟""单于以下皆亲汉"与"丈人行也""单于益骄"为"对比反衬"之笔。上述四笔围绕汉匈关系环环相扣,寓论断于序事,共同反映了司马迁"求同存异"的民族思想。

史迁刘向所记屈原事及屈原自疏齐国考

关于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和刘向《新序·节士》所载屈原事迹,前人以为内容多相互矛盾,因而皆不足以取信。其实,二者虽详略不同,言辞稍异,但内容并无大的矛盾,完全可以相互补充。经过仔细条辩二者的内容,可以认为,屈原因上官大夫谗害被怀王所黜以后,事实上是流亡到齐国。因他取道汉北而去,在汉北又徘徊暂留,写了一些去国怀乡的诗篇,因而才带来后人理解上的纷争。

“六一风神”对“史迁笔法”的接受

在我国历史上司马迁与欧阳修均为最有成就的文史大家。欧阳修的史学和文学创作,追求新意,不拘成规,常常从表达思想感情出发,率性而作,信笔所至,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也就是后人称誉的"六一风神"。一、"风神"之名的传承"风神"一词,最早指人的风度或神采。最早用"风神"

文章学视野下茅坤对《史记》的接受

到了明代,《史记》的文章学经典地位确立,这与声势浩大的文学复古大潮密不可分。作为这一文派的后劲中坚力量,茅坤的贡献是突出和值得重视的。茅坤对于《史记》的接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古文选本领域,其编选的《史记抄》和《唐宋八大家文钞》声名卓著,影响深远;二是在实际写作上师法《史记》,力倡"史迁风神",颇有建树。

庄■历史考辨——兼论屈原诗作和庄■的关系(上)

读司马迁《西南夷列传》,得知记载有误,及读他种史籍,益知史迁得之传闻者多误。乃为斯文,考究庄(足乔)之历史,并求正于国史专家。本文以行文之便,反复论证以下四个问题:

“六一风神”称谓的来源及其阐释

本文从具体的史料分析入手，围绕“六一风神”称谓的来源及有关问题进行了阐释，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认为“六一风神”这一称谓的正式定型应是１９１６—１９２９年之间完成的，而“六一风神”一词完整形态的出现，始于吕思勉所著《宋代文学》一书；“六一风神”内涵标指的孕育则可以上溯到明代归有光与茅坤，并且这一术语是历代文章家们在对欧阳修文章独特的艺术特点及其继承“史迁风神”加以阐释时所采用的一个个案性术语。

晚清徐时栋的治学精神及治学方法

徐时栋（1814—1873）,字定宇,一字同书,号柳泉,学者称＂柳泉先生＂,晚清诗人、学者、著名藏书家。徐时栋一生博览群书,在当时文坛有很高的威望,＂主四明坛坫三十余年＂,并有大量著作留存。购书藏书亦是徐时栋的喜好之一,＂十龄外即喜聚书＂,故居烟屿楼藏书六万卷。今人对徐时栋的研究大多限于徐时栋的藏书活动,但是徐时栋的学术贡献远不止于此。和同时代的藏书家相比,徐时栋在经史方面的成就显著,且思路大胆、观点新颖,＂

两汉文学、政治、学术思想总论略

在进入我们的主要课题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上一个时代,记住如下一些关键性的问题: 1.从春秋到战国,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时代,人们的精神生活这时起了空前未有的变化。秦汉以后,大动荡的时代结束了,进入了一个新的稳定阶段。苟卿,特别是法家的学说替它在理论上,作了铺路的工作。 2.表现在政治和经济上,七雄并峙的局面结束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大一统国家形式出现了。 3.表现在学术思想上,富有创造意义的、自由的、百家争鸣的风气一去不复返了,繁琐的、经院学派的风气出现了。思想家的时代过去了,学究式的人物出现了。董仲舒、匡衡、贡禹、孔光之流是上一个时代不能有的人物,盂轲、庄周、公孙龙是这一时代不能有,也不容许有的人物。 4.孔子不再是人,而是神了,思想家、古代文化整理者的孔子变成了素王的孔子了。儒学成了权威思想,代表国家的思想了,有创造性的先秦儒家,如同公元四、五世纪以后的基督教一样,一则成了罗马的国教,一则成了汉家的御用工具了。 5.从一般社会风气说,哀艳雄奇的国士之风成了统治阶级的眼中钉,郭解的悲剧是典型事例。公孙宏对于郭解的深文罗织,在上一个时代不会出现这样的事。虞卿这一类人物受到了班固严厉的谴责。大一统的国家的统治阶级对于人们提出了完全不同于过去的要求。这时候学究式的人物和残酷的执法者是统治阶级最欢迎的人物。 6.总的说来,一个富有浪漫意味的诗的时代过去了。一个基本上已进入了以逻辑为工具的思辩哲学的时代,正在蓬勃发展之际,被法家的铁腕截住了。对这话不可从绝对意义去理解。由于上一代的蓄积深厚,国士的流风余韵无法于一朝一夕之间赶尽杀绝。不过,就总的时代精神来说,诗的时代过去了,哲学家的时代也过去了。(参看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

郭沫若游曲阜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八日,我国现代著名诗人和学者郭沫若一行四人,由古都西安专程来到山东曲阜县,参观“三孔”,了解文物保护情况。 午后,郭老在下榻的孔府西花厅会客室,认真听取了曲阜县领导同志的汇报,接着,兴致勃勃地来到孔府参观。孔府始建于汉代,其建筑规格享有封建王朝皇宫的独尊。

历代文人雅号选辑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因著《史记》,外号'史迁'。曹植:三国魏诗人。曾七步成诗:'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外号'曹七步'。谢道韫:东晋女诗人。

对屈原墓争论的思考——与张中一、刘石林同志商榷

1982年,张中一同志在《求索》第6期上发表了《泪罗山屈原墓辨析》(以下简称《辨析》)一文,认为玉笥山以北的乌龟山战国墓是屈原墓。1987年,刘石林同志在该刊第3期上刊出《屈原墓位置何在》(以下简称《何在》),和《辨析》作者商榷,认为屈原墓在今天汩罗山上12座疑冢中是无疑的。两位作者不仅用大量文字资料进行论证。同时还声明“多次到实地勘察考证”,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其中一些论证是成功的。但也应注意到,他们的某些论证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也谈“李广难封”

我少年时读《史记·李将军列传》,即深为史迁生动感人的史笔所吸引,十分钦佩李广不仅是猿臂善射,勇武绝伦的良将,也是一位胆略过人、竭智尽忠的统帅.完全赞同太史公的论赞,认为李将军一生坎坷遭遇,以致最后“引刀自刎”,宜乎受到当时天下人“尽哀”。及稍涉世途,偶或默诵此传,至“广因罪废为庶人时,夜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宿亭下”及复召为右北平太守,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始惊悟广的胸襟未免过于狭隘,不该如此不辨是非,睚眦必报。比即覆勘《汉书·李广传》,注意到班固惟在此处详于《史记》,增加了“广上书自陈谢罪,上报曰:‘……报忿除害,捐残去杀,朕之所图于将军也。’”班固增引的文字,说明李广自知斩尉有罪,主动请罪是希冀免究。而上之报书,

《史记》的残缺、断限和增补

(一) 我们知道,现存的《史记》绝非司马迁《史记》的原貌。这个问题最先提出的人是东汉的卫宏。因为他在《汉书旧仪注》中说过:“太史公作《景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之。”《太史公自序》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而现存的《史记》却比原书要多将近三万字。由此看来《史记》存在着一个残缺问题。所以班彪、班固父子提出:“十篇缺,有录无书。” (见《汉书·司马迁传》及《后汉书·班彪传》)。班氏汉人,去迁未远,人们因而常以班说为据。但到底缺哪十篇班氏没讲清楚。

《晋书》辨误三题

《晋书·孝武帝纪》云:太元十四年夏六月,壬寅,“使持节、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桓石虔卒。” ——中华书局排校本《晋书》 校者于此条下未作任何校语,实际上,这条记载明显是错误的。 据《晋书》,桓彝一族在东晋作荆州刺史者多人,但没有桓石虔。 穆帝司马聃永和元年八月,桓温以辅国将军,徐州刺史迁为安西将军,持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