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疑惑”——论《史通》关键词的文化批判精神

刘知几将自己的史学批评概括为与夺、褒贬、鉴诫和讽刺,此四种批评的内在精神均为批判性“疑惑”。刘知几的批判性“疑惑”是全方位的:既深度地贯穿古今,又细密地网罗经史;既有商略圣贤的胆量,又有发明新论的卓识。刘知几疑《尚书》、惑《春秋》、批评《史记》《汉书》和百家诸子,在讥往哲、述前非的前提下总括万殊、包吞千有,以独特的志气、功力和主张立言创典,建构自贵意识。《史通》的“疑惑”洞悉利病,工诃古人,其骨岸然,其味油然,其鲜明而深刻的文化批判精神既导夫先路又启迪后人。

钱谦益批校《史通》及何焯改署“冯舒”之隐衷

钱谦益批校《史通》以张鼎思刻本为底本,校勘记220余条,评语107条。钱谦益天启年间担任史职,与《史通》研究名家李维桢、王惟俭商榷史法,借鉴《史通》的史法理论以探讨明史编纂之法,是明人治学的新风尚。钱谦益对明初史事修撰的方法,修史的简要原则,对王世贞等人修明史弊端的批驳,以及此时的诗歌自注,均与其批校《史通》评语相吻合。康熙二十六年(1687),钱陆粲向钱曾借阅过录此本,题作《牧斋较本》。钱曾抽出最有价值的四篇补缺文字,导致钱陆粲转而攻讦钱曾侵吞钱谦益的书籍,这是有关“钱氏家难”的新材料。康熙四十八年(1709),何焯从钱曾之子钱沅处借阅,最初署名钱谦益,后改名冯舒,翁同龢认为是躲避政治忌讳所致。何焯时直南书房,兼任八贝勒侍读,卷入太子之争而深陷谤言,何焯为避免授人以师出钱氏、笼络江南士人之口实,故而改动作者署名,钱谦益的学术成果遂冠以冯舒之名而被遮蔽。

从朱熹“以未获《史通》为恨”看《史通》在宋代之流传

刘知几在《史通》中,以史学的视角对历代的史书进行评论,其中不免轻肆讥评、伤于苛刻,他的这种态度,自然难以被经学观念笼罩下的世人接受,所以被冠以“枉污圣人”的罪名。由此,《史通》自成书后便饱受讥评,以至于沉寂,到了宋代,《容斋随笔》更是称此书不存。但是通过相关文献的阅读和梳理,我们发现在宋代《史通》一书当有流传,且文人学者重视该书的史学价值,多有引用,而从目录文献的分类也可以看出宋人对于此书的认识逐渐由记史到史评加以转变。整体上看,宋人对于《史通》已经由唐人批评而转为认同和接受,大儒朱熹“以未获《史通》为恨”更是反映出他对《史通》的重视。

试论唐代佛教与《文心雕龙》对《史通》的影响

马克思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一个历史人物或一部历史名著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环境的产物。不过,我们对环境的理解不能过于偏狭,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笼统地描述一般社会的政治环境,还应具体到对历史人物或历史名著有更深层影响的思想文化环境之中,特别是宗教环境之中。基于这一认识,本文试图从佛教的盛行以及《文心雕龙》的传播角度来拓展对刘知几及其《史通》的研究。刘知几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死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

张舜徽先生之“《史通》学”研究

张舜徽先生,当代著名文献学家,于《史通》“治之三反”,撰《史通平议》,“书以评议为主,辅以考据,于刘氏底蕴多所发抒”。本文暂示三例,略述先生之《史通》学研究,由窥先生于子玄服赞之意。

《史通拾繁》版本与价值考述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史通拾繁》一卷,其各式馆藏目录均著录为"清稿本",实为该书著者朱允中之师唐恭安于光绪壬辰年抄录之副本,亦即清光绪十二年(1892)唐恭安抄本。而且,不少书目、方志、论著误著录是书为唐恭安所撰。《史通拾繁》拾补《史通削繁》删削《史通通释》之文字、注释、按语,虽拾补之时稍有遗漏,但仍具有丰富的资料性,而且文中有唐恭安批校,并过录汪曰桢批校,因此亦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意义。

《史通》《文史通义》有关《史记》评论之比较研究

刘知几注重从编纂学的角度指出<史记>在编纂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希图为后世的修史立一"法典",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改造和完善纪传体史书的建议和主张.章学诚则主张学习司马迁圆通变化的旨意,反对班固及以后史官在修史过程中谨守绳墨、不知变通的做法.他力图突破纪传体的束缚,融合吸收其他史体之长处,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史体.

张舜徽先生之“《史通》学”研究(续)

张舜徽先生之《史通平议》,以评议为主,辅以考据,于刘氏底蕴多所发抒。本文略述先生之《史通》学研究,由窥先生于子玄疏失匡正之功,并论其别乎他家之处。

郭孔延《史通评释》探析

郭孔延所撰《史通评释》,是第一部对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名著《史通》进行注解的专著,内容详赡,体例严谨,在《史通》研究史上具有典范作用。受明代学风熏染,郭孔延具有浓厚的"义理史学"思想,虽然也对一些史学理论议题进行了阐发,但过于强调史学的褒贬功能,其评论对象主要指向《史通》所涉及之历史事件与人物,藉以抒发自己的正统论观点,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判,从而偏离了刘知几"实录史学"的主旨。《史通评释》促进了《史通》的传播,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刘知几《史通》的笔记小说观念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全面客观地阐述了笔记小说观念。刘知几提出了"偏记小说"的概念,揭示了笔记小说可与正史参行的"自成一家"的真实地位,明显提升了笔记小说的史学价值;《史通》中有关"偏记小说"的分类和列举,则清晰可见刘知几的笔记小说分类观念较之于《隋书.经籍志》有了进步,为史家重新认识笔记小说的学术地位,审视笔记小说的社会功能,利用笔记小说丰富正统史学,乃至效仿撰作笔记小说,提供了理论依据;刘知几以史眼判断笔记小说的价值,强调笔记小说惩恶劝善、可供教化的社会功用,表达了正统史学对笔记小说价值认同的程度,进而为笔记小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总之,刘知几《史通》的笔记小说观念,对中唐以后笔记小说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援子入史的误读与误判——刘知幾《史通》“小说”辨

编年体与纪传体是刘知幾《史通》中史学系统的正史之体,正史之余则为非正史,即用以编撰正史的史料。小说发展至刘知幾时,仍体现以记言、记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特点,被刘知幾援子入史,纳入史料范畴。故刘知幾《史通》并无论述小说之本意,刘知幾小说观念未超越以《隋志》为代表的唐人小说观念。《杂述》篇"偏记小说"10类是刘知幾对其泛史料观念的分类体现,而并非是小说分类。

论刘知幾《史通》关于史学构成的思想

唐代史家刘知幾所著《史通》一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代表性论著之一,它在历史编撰的理论与方法、史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等领域,都有精辟论述。本文突破既有的《史通》研究路径,从史学思想领域切入,认为刘知幾《史通》反映了关于史学自身构成的思想,即史学渊源流别、史学社会功用、史书编撰要求、史学主体修养、史学批评原则等五个方面。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在世界史学史上也罕与其匹。可以认为,《史通》以史学批评显其锋芒,以思考史学自身之构成为其底蕴,显隐相济,贯通古今。今年是刘知幾诞生1355周年、逝世1295周年,笔者撰写此文,论述他的这一史学思想史上的创造,以示纪念。

刘咸炘《史通》研究探析——以《史通驳议》为中心

刘咸炘所著《史通驳议》,于批驳中寓卓识,通过批判刘知幾的"六家二体"说,阐明了史体嬗变演进轨迹;摆脱儒家伦理纲常观念的束缚,辨析了纪传体史书中"纪、表、志、传"的不同功用,对"史体论"的探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不惟如此,该书通过阐发与总结中国传统史学理论,藉以回应了西方史学的冲击,并批判了"新史学"的偏颇之见,折射出一种民族史学本位意识,是传统史学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一部重要著作。

刘知几《史通》与明代史学

刘知几的《史通》问世以后 ,在唐宋两代均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明代中期以后 ,学者们开始注意这部著作 ,在对刘知几及《史通》发表毁誉兼存的评论的同时 ,对《史通》的整理与评注也逐渐展开 ,出现了陆深《史通会要》 ,李维桢、郭延年《史通评释》、王维俭《史通训诂》等著作 ,这使《史通》在明代中后期得以普遍传行 ,在其影响下 ,出现了与之相似的评史文章 。

《史通·补注》与史注

《史通》是一部价值很高的史学理论名著,它在诸多方面为我国的史学批评开辟了道路。在《史通·补注》篇中,刘知几总结了唐朝以前史注的主要成就,划分了史注的种类。他褒扬训解式史注而贬低补阙式史注,鄙弃自注。这些观点引发了后代史学家许多争议,开创了史注研究的议题,客观上推动了史注批评的发展。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中的《史通》

唐朝刘知几所撰《史通》是中国古代一部划时代的史学评论著作,为历代学人所注目。在《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中,《史通》的史学价值、文献价值和《疑古》、《惑经》的思想倾向等都受到四库馆臣的高度重视。他们借助《史通》中的一些合理史学主张,来对一些史学问题和史书加以评判;引用一些内容记载作为理据,来对一些史书进行考证。这既体现了《史通》和"史部"在中国史学中的重要地位,也表现出四库馆臣具有相当的学术眼光和水准;而对《史通》中"疑惑"思想倾向的批评,又带有封建学人的明显局限。

《史通》“偏记小说”类目厘定的文学意义

刘知几《史通》在分析正史"六家""二体"时,对"偏记小说"进行了"十类"类目厘定,第一次比较明确地确认了文言小说的类目,是对于《汉志》有"小说家"类而无细目厘定的发展,为《四库提要》小说类目厘定提供了借鉴。其目录学的意义已有共识,而对于文学的意义则研究较少。《史通》"偏记小说"类目厘定的文学意义在于:体认了"偏记小说"的琐碎藂残,并认识到琐碎藂残的原因,抓住了唐前小说的体裁特征;从"以叙事为宗"出发,分析了史家叙事与小说叙事的根本性区别,以及小说"可观"审美功能的不可替代性,这正是唐后小说的发展方向,为唐后小说的繁荣提供了理论基础。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福康安得厚赂奏请罢兵安南说辨正——以文献形成的立场差异为视角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是越南阮朝内阁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潘清简等于嗣德九年至十二年（1856-1859）修纂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体例取法朱熹《通鉴纲目》。建福元年（1884）进呈，以中文刊印，无序跋和版记。1954年，张寿贤先生由越辗转携归，典藏于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1969年，台湾“中央图书馆”按原本影印付梓。该书由三部分构成，卷首一卷，前编五卷，正编四十七卷，

《史通》书名辨证

书名是认识该书性质的最重要的事项之一。产生于唐代的《史通》 ,自宋代起 ,学者们对其书名内涵的解释仁智相参 ,颇不一致。分歧的关键即在一“通”字。有的认为《史通》之“通”是笺注的意思 ;有的认为与语言通顺有关 ;还有的辨析此“通”没有“通识”的意思 ,也不具备“贯通”之意。异说纷纭 ,莫衷一是 ,影响到了对《史通》主题思想或作者主体意识的认识的一致性。其实 ,作为史学理论大家的刘知几深明书名体现和规范该书性质的道理 ,对其书名的涵义是有明确界定的。所谓“史”即指历史学 ;所谓“通”即通义的省称 ,属古代理论文体专有名称。

《史通》评释诸本述略

历代研治《史通》者,其流为四:一为评论,如唐柳璨《史通析微》、清纪昀《史通削繁》;二为校仇,如何焯、卢文弨、顾广圻、冯已苍、钱遵王诸家;三为注释,如《史通评释》、《史通订注》、《史通训故补》、《史通通释》;四为续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