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史馆修史、幕府修史及私家修史的互动

在清代,史馆、幕府和私家这三类修史形式一直是并存发展的。在治史范围和思想倾向上,三者有明显差异,史馆基本上垄断了国史和当代史的纂修,幕府修史的范围则随着政治环境和幕主个人兴趣的变化而变化,私家修史对社会变迁特别敏感,其研究范围往往最能体现时代特点。同时,这三类修史形式又因为幕主的政治身份和学人们的流动而发生联系,从而使不同的史学思想、修史理念在之间传播、交流。在具体的修史活动中,三者一直处在互动状态,史馆修史或刺激、或打压幕府、私家的修史活动,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幕府、私家修史的盛衰消长,而幕府、私家修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迫使官方不断调整修史政策,以适应社会的变化。

对唐朝史馆修史制度的认识——以《唐会要·史馆上》为例

中国史学的发展到了唐朝出现了一个大大的转折点,修史制度开始从私人修史向政府或者说是官方修史转变,统治者在经历了社会的巨变的过程中,已经充分的认识到了史学对国家政权的稳定、社会道德体系的建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只是简要的谈谈政治因素如何来影响史馆修史的工作以及其中的部分积极作用。

浅析史馆修史的利弊

设馆修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史官的出现可追溯到黄帝时期。自唐确立史馆制度以来,史馆就成了史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史馆的出现对史学的发展和封建政权的巩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其流弊不可忽视。设馆修史开始了统治者参与修史工程的先例,严重损害了历史的真实性,使史馆成为封建政权下的一个附属机构。

王记录对清代史馆修史的相关研究 及其与清代满族史学的关系

王记录教授揭示了清代史馆中史官的来源和流向:史官有一定的交流和言论自由度、史馆的运作有一套成熟的规则;总结了清代修史制度的四大特点:(一)史馆制度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主干与辅助相辅相成;(二)皇帝对史馆修史的政治干预;(三)重视史官的民族比例,史官的管理层满人数目超过汉人;(四)既严格又灵活的修史运作机制。清代的皇帝强化对史馆修史的控制,旨在显示清朝功业,但客观上加强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凝聚力。清代史馆修史问题是清代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也与满族史学研究息息相关,上述研究对于清代史学研究和满族史学研究都有重大意义。

从史馆制度看唐朝政府对史学的控制与促进

中国古代史馆修史制度从私人修史向政府修史的转折点在唐朝,统治者充分认识和评价史学在国家治理、政权巩固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建立中的作用,通过强化监修国史制度和史书编纂中的专制统治意识、健全史馆修史制度、完善史官设置、以政令形式确定史馆史料来源等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强对史学的控制,史馆设置正规化、规范化,有固定的职守、隶属和专门的官员。史馆修史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发展,成为封建政权得力的统治工具。

焦竑的史学思想

焦竑是明代后期的著名学者，其著述中包含了丰富的史学思想，体 现了他对一系列史学问题的看法。在刘知几“史学三长”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史职”说， 拓宽了对史官外部条件的要求。同时，他也发表了对史馆修史、史料收集、修史原则的看法 ，构成了他的历史编纂观点。在目录学方面，焦继承了前人的成就，在分类上有所新创， 形成其独特的目录学思想。此外，焦对历史考辨的态度以及所运用的方法，也对传统考据 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康熙的史学活动与史学思想

康熙在位六十余年,从其研读经史到设立史馆修史,无不显示帝王与史学的紧密关系。清廷重史的传统,使康熙从小就浸润在经史的氛围之中,现实政治的需要是他学史的动力,经筵、日讲制度保证了康熙经史学习的系统性。清代大规模开馆修史始于康熙,他干预修史,希望史学能为自身的统治服务。以史资政是康熙对历史的基本认识,重视君主在历代兴衰治乱中的作用是康熙历史盛衰论的核心。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康熙游走在直书与曲笔之间,表现出鲜明的二重性。

《四库全书总目》与官修儒林传关系考述

设馆修史、编书是清代统治者的重要文化政策,也是对儒家士人群体进行控制的重要手段。《明史·儒林传》一改《宋史》＂道学＂＂儒林＂之分,反对朱陆门户之争,＂一切总归‘儒林’＂。《四库全书总目》作为清代学术的国家标准,既反对朱陆之争,也强调汉宋兼顾,但已经表现出一定的汉学强势。阮元《儒林传稿》作为第一部官修清代儒林传,即以《总目》为最重要的标准,并成为《总目》影响《清史稿·儒林传》的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