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日月五星右旋说与左旋说之争

日、月、五星右旋说在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其说缘起不晚于战国时期。历家多取此说进行日、月、五星位置的推算。日、月、五星左旋说首见于两汉晚期,后经宋代张载、朱熹等人的提倡,在宋、元、明时期曾风靡一时。两说的论争,涉及到日、月、五星是否附着于天壳的不同观念、对日行轨道的不同理解,以及君臣、阴阳关系等伦理问题,故备受天文历法界、思想界以至最高统治者的重视。由于右旋说对日、月、五星运动的描述远较左旋说精到,特别是对日行黄道等现象能提供更合理的说明,经由元代黄必寿、清初王锡阐等人的阐释,遂成定说。而左旋说在天体层次观念和力学机制的建立等方面亦有所长,也不可一概否定。

日月五星左、右旋之争:安清翘的左旋会通

在1723-1840年这一中国与西方科技交流几近隔绝的时期,在扬弃揭暄试验设譬特别是梅文鼎左旋说的基础上,安清翘对中国历史上的日月五星左、右旋之争进行了左旋会通。安清翘抛弃了天有重数以及日月五星附丽于天或各有定轨之说,坚持大气即天、天为一体甚至天无重数以及恒星即天与惯性自动,从而重述了左旋说本初的精义,并对“西学中源说”予以了批评;安清翘坚持天只一极一动,由此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天旋模式:黄极绕北极斜转同时带动本身正转,既为带动,则正转自然微迟于带之而动的斜转。这不仅解释了岁差的成因(主张恒星与天一体,反对西方岁差为恒星东移之说),而且说明了日月星辰每天东升西没的同时还有沿黄道东移的现象;安清翘认为日月五星之在大气之天中,就像物之在水中,水自一体固不分层,但物有高下、大小与轻重之异,故其随水而流亦当快慢不同,此日月五星随黄道浑天左旋迟速之象。安清翘的左旋会通,在前提的简单性、逻辑的一致性特别是力学机制上都要胜过之前包括梅文鼎的左旋说,而其在论理、设譬与实测上的某些缺陷,则是地心体系下无法逾越的障碍,而非安清翘个人之所能为。

黄百家与日月五星左、右旋之争

关于中国古代日月五星左、右旋之争 ,继清初的王锡阐之后 ,不但没有平息的迹象 ,反而由于传入的西方天文学特别是其多重天说的影响 ,至少与王锡阐同时或稍后的梅文鼎 (持左旋说 )、黄百家 (持右旋说 )等人又以中西会通的视角 ,重启论争。黄百家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 ,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 ,即主要以当时在中国最先进的西方第谷“准地心体系” (特别是其多重天说 )及其测定数据 ,对左旋说进行质疑 ,同时使传统右旋说克服了致命缺陷——日月高下与一重天之间的矛盾 ,而且还自然蕴含着左旋说在天体层次观念等方面的所长 ,从而又将传统的右旋说升华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梅文鼎的日月五星左旋说及其弊端

在中国古代日月五星左、右旋之争中 ,左旋说到了明清之际已几成沉寂之势。清初 ,受到传入的西方天文学特别是其多重天说的影响 ,梅文鼎又提出了一种新的左旋说。梅文鼎的左旋说 ,是建立在“天”有重数且是一个整体等说法基础上的———故承载日月五星甚至恒星的“各重之天”不得不在外层“动天”的掣动下一起左旋 ;同时 ,梅文鼎还有一个重要的辅助创见 ,即认为起制动作用的“宗动天”的枢纽是北极 ,而日月五星甚至恒星所在的“各重之天”的枢纽是黄极。这样 ,就解释了日月五星等在东西向的视运动之外还存在着南北向的视运动以及它们视运动迟疾的差异问题。此外 ,梅文鼎的模式尽管较诸传统的左旋说更具自洽性 ,在力学机制上也有所长 ,但与右旋说尤其是黄百家的右旋说相比 ,则具有更多的缺陷———主要是论理、实测和应用方面。最后 ,还探讨了梅文鼎左旋说的思想根源及其影响。

明清“左右旋”之争的涵义转换

探讨了熊明遇、方以智、揭暄、梅文鼎间的知识流传,指出四人的宇宙学说实则承袭西学。四人普遍关注西学中的“一时两动”之问,该问题由阳玛诺引入并引发长久争论。自方以智与揭暄后,“一时两动”之问则被表述为“左右旋”之争。由此,明清“左右旋”之争借“一时两动”之势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但实际内容已与传统的“左右旋”学说无关,被替换为运动合成与分解的问题。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古代天文理论的探讨

本文探讨了中国古代几个重要的天文问题,分析了中国古人在宇宙论问题上所面临的困难及其解决方案,并和古希腊的情形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认为:中国古代学者在一些重大的天文理论问题上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探索不像希腊人那样持续和周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