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姑祖母徐志英

本刊今年第一期发表的《古城女杰》一文,在读者中引起了反响,认为是对当代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本期再发表徐荣延的回忆文章,与前一篇可组成姊妹篇。

走出炼狱(下)

以盲流身份回乡 离开阿西尔时,我只有变卖被褥衣物的120元钱,一把小提琴,几本旅途消磨时间的古典诗文,以及穿在身上的衣服,这就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的全部家当。徒步走到县城,因身上没带任何证明,不能住旅店。当天晚上只好在公园里的舞台上以天为被,以地为席,露宿了一夜。次日到车站蹓跶,不知该往什么地方去。这时认识了一个从西安来的小伙子。

汪曾祺与京剧《沙家浜》的前前后后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他自称是＂两栖类＂,写小说,也写戏剧。在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现代京剧《沙家浜》的过程中,他是主要执笔者。如今,提起《沙家浜》,人们就会自然地想到汪曾祺;对中国广大普通老百姓来说更是如此,他们可能不知道汪曾祺,但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京剧《沙家浜》。江青先后看中沪剧《红灯记》和《芦荡火种》1962年1月,摘掉右派帽子的汪曾祺,结束在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长达三年的＂流放＂生活,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回到北京,调任北京京剧团专职编剧。

一纸档案平冤案

当市农科所高级农艺师张正岩接到市中级人民法院(1989年)刑监字第5号刑事判决书,结尾写有“原判以反革命定罪科刑不当,应予纠正,这位高级农艺师看完判决书,手颤抖了,眼泪禁不住地流了出来,他激动地说出了肺腑之言:“档案,找到了档案,我的冤案才得到了平反,才使历史恢复了本来面貌。如果找不到当年判刑的原始档案,我这个反革命的罪名还不知要背多久呢?……”1958年,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在农村,竟提出了这样一个荒唐的口号:“

我是怎样成为“右派”的

1957年北师大由陈校长亲自主持评议新增教授人选。我在辅仁和师大干了这么多年,又是陈校长亲自提拔上来的,现在又由陈校长亲自主持会议,大家看着陈校长的面子也会投我一票。那天散会后我在路上遇到了音乐系的钢琴教授老志诚先生,他主动和我打招呼:"祝贺你,百分之百地通过,赞成你任教授。"我当然很高兴,但好景不长,教授的位置还没坐热,就赶上反右斗争,我被划为右派。

顾准生平和他的学术思想

(一)今年,是我五哥顾准逝世20周年。生前,多数读者只知道他是一个会计学家、经济学家,至于他在历史、哲学、政治等领域中的学术思想,则鲜为人知。这不足怪。

生年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缅怀我省第一位民建会员张泽多同志

2008年3月,从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回来,惊闻张泽多同志病逝,心情非常难过,这确是令我毫无准备也无法承受的噩耗。2月初,我和机关的同志去他家里拜年,99岁高龄的张老依然清健、善谈。

上善若水——怀念中华书局原总经理王春同志

王春同志若还健在,今年当是86岁。10年前他去世时,我很难过,长时间地陷入沉重的静穆与深思之中。转眼10年,3600天,不算短,但他的形象却常出现在我眼前。身材高大而匀称,腰板挺直,虽然"文革"中腰被打伤过,犯病就得躺在床上。

黑色瞬间

A 讲师在诽谤中死去位于校园东南角的地方,有一座死亡湖。死亡湖原先不叫死亡湖,而是一座游泳池。游泳池建于1958年,两年之间,连续有两名学生被淹死。于是,有人考证,游泳池所在地过去是一个乱坟岗。也有人恍然想到,挖池时曾经挖出过白骨和天灵盖。从此,这里的游泳池就成了无人光顾的场所。久而久之,草木覆盖了池岸,方正的游泳池也在雨水的冲刷下变成了不规则的湖泊。慢慢地,校园里的人们也淡忘了它的过去。

融合在一起的生命——记丁玲与陈明(下)

五、多福巷:幸福与灾难双降1952年春天,丁玲陈明住在北京的多福巷,他们的16号真的成了"多福"的小院:《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六号门》也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上映后获得好评。多福巷的小院里迎来了亲朋好友的赞美和祝福。当时丁玲参加完纪念果戈里逝世一百周年大会,正在苏联参观访问,她一下子成了令人瞩目的新闻人物,每天被鲜花、掌声和笑脸所包围。但是晚上回到宾馆,她忽然非常想家,想念陈明。

汪曾祺和江青因京剧《沙家浜》引发的交往

汪曾祺1958年曾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劳动;1960年被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而"文革"开始不久,他又因右派问题被关进"牛棚"。汪曾祺作为当代戏剧家,其最著名的作品可能就是他作为主要编剧的现代京剧《沙家浜》。这是1964年,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的京剧,由北京京剧团演出——现代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元寿出演《沙家浜》的主角。

汪曾祺册页

《汪曾祺全集》得书记汪曾祺是我十分喜欢的一位当代作家。他1997年辞世时,我还是一位大学生,在西北的一座省会城市做着自己的文学梦。当时虽读了不少他的散文和小说,但只是一知半解甚至是食而不解其中真味。十年的时间稍纵即逝,对他的阅读却从未间断,但要说真正读懂他,也是不敢口出此言——对于这样一位大师级作家。

为党献身志不移

新中国诞生时,我在上海读中学,1952年加入共青团,不久又被选为支部书记,从此,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茁壮成长. 不幸的是由于反右运动扩大化,1957年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时被错划为右派.面对这巨大的打击,我几乎陷入绝望的漩涡,但并未动摇我对党的忠诚.……

摘“帽”

摘帽,生活中很常见的一个动作.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它却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含义.这个名词最早被引用到政治生活中是在1959年.那一年的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确实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决定对那些"改好了的右派分子",今后不再当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待,也就是"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