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乐教”与《大司乐》的由来

在儒学教育中,“乐教”的传承最不明晰,《乐经》之有无一直是学术争论的焦点。战国初年,孔子弟子子夏在魏国从事儒学教育,培养了大批儒学人才。魏文侯作为子夏弟子,不仅服膺儒学,向子夏请教“乐”学问题,而且撰写《孝经传》宣传儒学思想,在其国内推行儒学教育。他的乐工窦公保存有《大司乐》文本,应该和当时魏国所推行的礼乐教化有关。因此,《大司乐》应该是儒学“乐教”文献,而《乐记》则极有可能是子夏、窦公等人对《大司乐》的具体解说。事实证明,子夏在魏国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乐教”理论和实践。通过现存文献的综合分析可以推断,《大司乐》是孔子晚年确定的儒学“乐教”教材,涵盖了儒学“乐教”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孔子逝后,子夏将其带到魏国加以传播,魏国乐工窦公保管了这份文献并由其后人献给了汉文帝。《大司乐》后来被整合进《周礼》中,长期作为儒家“礼学”文献,掩盖了它实际上是古《乐经》的事实。

大司乐与师保——《周礼》乐官与先秦乐文化源流考述

《周礼》以乐官之长"大司乐"通掌国学之政是有历史根据的,行使《周礼》"大司乐"职能的是师保之官。师保之官与乐礼、乐教、乐官有不解之渊源。"师保制度"的形成、确立与以礼乐制度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宗法制国家的起源是一致的。

关于西周“大司乐”的人数

本文根据《周礼·春官宗伯下》中的有关材料对西周时期“大司乐”的人数重新进行了统计。

《周礼·大司乐》即《乐经》辨

《大司乐》是独立流传的文本文献,战国初年的魏文侯乐工窦公保存了这个文本,其后人将它献给汉文帝,成为皇室秘阁藏书;景帝和武帝之际,刘德收得先秦旧书《周官》,未闻其中有《大司乐》;武帝时,司马迁撰《史记》引用《周官》,有《大司乐》内容;成帝至平帝间,刘向、刘歆父子整理校勘《周官经》,将其著录于《别录》和《七略》;平帝时,王莽将《周官经》改称《周礼》,将《大司乐》作为《乐经》立博士学官。刘氏父子整理本《周官经》是专书名,之前所有《周官》都是类目名。《大司乐》是孔子“乐教”教材,孔子逝后由子夏带到魏国,作为魏文侯推行礼乐教化的儒学典籍。由于《大司乐》本是周代乐官职文,属于“周官”类文献,故被刘氏父子整合进《周官经》中;又由于“礼“”乐”在周代礼乐制度环境下本来相辅相成,相须为用,解释《大司乐》的《乐记》被收进《礼记》中,成为解说礼乐关系的重要释经文献。因此,不能说《周礼》《礼记》只是“礼学”经典不是“乐学”经典,应该说它们是包含了“礼学”和“乐学”的儒学经典。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周礼·大司乐》其实就是儒学《乐经》。

《乐学新说》“大司乐”之音乐形态研究

本文以《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大司乐"中"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及"凡乐,圈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两段与乐律相关的文献为研究对象,通过汲取朱栽堉《乐学新说》之合理内涵,考辨出"每变之歌奏为大二度旋宫,同变之歌奏则为纯五度旋宫"及"祀天神、祭地祗、享人鬼三种不同祭祀乐所奏皆为异宫的宫、角、徵、羽四种调式,而并非同宫的四声"两段文献所蕴藏的内在逻辑。

《周礼》“大司乐”考辨

学界对《周礼》"大司乐"的研究,基本有三种观点:乐官说、机构说、既是乐官又是机构说。本文在梳理前人成果基础上,重新解读《周礼》原文,通过分析"大司乐"职能及其后世遗存,认为《周礼》"大司乐"含义应当归结为本义和引申义,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表述"大司乐"。

《周礼·大司乐》三大祭中的五音无商说考

本文通过对周代音乐考古发现的四音音列现象分析,认为《周礼·大司乐》记载的周代祭祀用乐中所谓五音无商是无"商音",而非无"商调",从而证明郑注、贾疏是正确的,而后儒的怀疑则是受传统的五音音列理论的影响所致。

“爵士乐之王”唐乔司·爱琳达达 二十世纪上海著名的舞厅伴奏乐队领班

唐乔司·爱琳达达（Don Jose M.Alindada）,根据1944年上海菲律宾乐师协会（Shanghai Filipino Musician Union）会议的一份警察局档案,推测他生于1905年。唐乔司·爱琳达达领导的舞厅伴奏乐队,曾经先后使用过＂爱琳达达乐队＂和＂唐乔司乐队＂两个名字。这两个乐队频现于1937年至1945年期间上海的中文报刊与档案材料中,可见唐乔司在此期间活跃并闻名于上海,是当时上海著名的菲律宾舞厅伴奏乐队领班与乐人。

由乐制转向礼制: 南北郊制度建构的学理来源

南北郊及郊祀制度原本源于乐制,在西汉进入礼制。冬至日大纵乐五日于南郊,以乐之六变风物而礼天神;夏至日大纵乐五日于北郊,以乐之八变风山川而祀地祇,由此形成了以音乐和顺阴阳的校乐、作乐及合乐制度。四时郊气各以乐舞相配,西汉亦转化为郊五帝的礼制。汉武帝在冬至日郊祀太一,即是杂采旧制而自为之。汉儒旧说见诸纬书,王莽托古改制,设南北郊以郊五帝,为汉确立了郊祀制度,其日渐重礼义而轻乐义,故后世多以礼制论之。

司巴乐

通用名称】Ｓｐａｒｆｌｏｘａｃｉｎ，司帕沙星【化学名称】５氨基１环丙基７（顺式３，５二甲基１哌嗪基）６，８二氟１，４二氢４氧喹诺啉３羧酸【药理作用】本品通过抑制细菌ＤＮＡ旋转酶，阻止细菌的ＤＮＡ复制和核分裂，对Ｇ＋、...

乐教论

乐教是中国官方熏陶官员的音乐教育活动,旨在培养端正持中的正人君子,使之务除偏狭,养成公道公平公正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最终治国富民,无关治国的民间俗乐均被排除。五帝三代乐教与诗教书教礼教混在一起,周末春秋之交开始细分为诗、书、礼、乐四教,春秋末期增加易、春秋为六教,延续至清朝,最近几十年诗书礼乐四教重新混合。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人神混杂,故九代“古乐”实行政教合一。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出现背弃“古乐”传统的“新乐”,与战国至今“新乐”相似,故春秋至今为后九代“新乐”阶段,春秋时代既属于九代,也属于后九代。九代乐教理论,《舜典》《大司乐》为乐教治国的“工具论”,孔子发展了“工具论”并创造了反对“郑声淫”的“风格论”,三者均只适合九代“古乐”,而与后九代“新乐”脱节。“新乐”虽缺乏经典理论,但总结其音乐实践,无非是官乐民乐交融、乐教愉情并重、抒情风格多样、剔除宗教色彩等,与九代乐教理论迥异。后九代经师学者不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以九代“古乐”的乐教理论反复证成孔子批评春秋“新乐”的“郑声淫说”,故均徒劳无功。

先秦盲人乐官制度考

中国古代曾经历了一个巫、史、诗和乐集于一体的瞽朦文化时代。盲人乐官制度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从传说中的瞽朦作瑟，到《夏书》“瞽奏鼓”，到殷人的瞽宗，到周代大量的盲人宫廷乐师，他们听律修声、祭祀登歌、讽谏说唱，他们既主持礼乐活动，又负责音乐的声教传播。

《乐经》探秘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先秦已有"六经"之说,《乐经》即其一。然而,自汉文帝立《诗》学博士,至武帝时《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皆立博士,独《乐经》未立。汉平帝时王莽奏立《乐经》博士,后人多以为其伪造经典,《乐经》遂成经学之秘。有人认为《乐经》亡于秦火。有人认为"乐经"仅口耳相传。更多人认为《乐经》仍存世,但意见不一:或说《周礼·大司乐》章即《乐经》,或说《礼记·乐记》即《乐经》,或说《诗经》即《乐经》,或说《乐经》散存于众经之中。通过考察相关文献,汲取历代学者的研究经验,可以得出《周礼》的《大司乐》章是《乐经》的结论。西周礼乐文化中的"乐"不仅指称音乐,凡使人快乐者均可称之为"乐"。作为主管学校教育的大司乐,其"乐教"也不单是音乐教育,而是艺术教育、语言教育、文学教育、行为教育、情感教育、人格教育。儒家"乐教"继承的正是大司乐教育传统,其要旨在引导弟子理解礼乐文化的快乐精神,养成君子人格。《大司乐》章所述"乐教"正是周代礼乐文化环境下"乐教"的内容,而不是汉代君主集权制度下的音乐教育。说《大司乐》即先秦儒教《乐经》,是符合儒家"乐教"的历史实际的。

“成于乐”与孔子的人生理想

"成于乐",真的是指君子道德学问与音乐修养的和谐完美之境吗?通过解读《周礼》、《礼记.乐记》等文献,笔者认为,古代的乐实际上是祭祀行礼的表演形式,祭祀行礼的场面因而被称为"礼乐之文",它的井然有序离不开乐官系统的指挥、调控。这种指挥、调控正是孔子所说的"节礼乐"。当一个大司乐、大乐正那样的祭祀行礼的主持人,在孔子看来,就是人生最大的成就。或许,这样理解"成于乐",才更能了解孔子。

《乐经》考疑

《乐经》之名虽然后起,但《乐》书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存在。《庄子》关于《乐经》的记载,确实可信,不是毫无根据的凭空虚造。庄子生活在战国中期,也就是说,至少在战国中期有过"六经"成说,《庄子》才会有相关记载。从上古乐官制度看,《周礼.大司乐》应该是古本《乐经》孑遗,顺此考察,《乐经》文本的最终形成时间,当在公元前613年至公元前479年之间。所谓的《乐经》散佚,其实是名佚而实未佚。

乐与乐教溯源

乐之为乐,它至少包涵二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情感上的快感与美感,一是指作为艺术——人为的形式——借以寄托人类精神的物化形态。在人类精神发展史上,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赋予其不同的社会(阶级)内容。从而形成完善人类自身的条件,这就是“乐”在其形象性、惰感性特点之外的社会性特征。正是这种社会性内容的不断变迁,构成了人类思维结构中的内在要素。当它进入教育领域之后,便产生一种不同其它教育形式的完善人的个性和谐的重要手段。然而,在我国先秦时代,乐与教的结合还是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过程。

礼乐关系的转变与儒家的阐释

商周文化的更替带来了礼与乐关系的反转:礼辅乐主变成了礼主乐辅。然而,乐与德的直接沟通,又潜在地表现着乐高于礼,这种观念延续至战国便是乐与情、和、心相通,而礼与制、序、行相近。于此,儒家知识观念的起源与其说是司徒之官,不如说是乐官。这一点也许正是儒家文献之所以塑造"乐正",并夸大其职能的潜在心理。

卜辞所见商乐《大濩》

商乐《大濩》又作《大護》,传世文献多有记载,如《墨子·三辩》以《大護》为商汤自作,《吕氏春秋·古乐》以《大護》为伊尹奉商汤之命而作等。商人好乐,有邑名"朝歌"。帝纣好靡靡之音,朝歌暮舞,通宵达旦,最终丧国。因此,古人以"朝歌"为享乐的代名词。墨子非乐,甚至不入朝歌之邑①。《大濩》入周以后曾作为经典乐舞传授。《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

周代乐官之长正名

浏览所见，历史学界对于“大司乐”的研究寥寥无几，音乐学界虽屡有述及，但其立论往往疏于考证，仅据《周礼》便坐而论断，将“大司乐”冠以周代音乐机构的领导者角色，称其是周王朝音乐机构中“总揽一切的首长”，领导了“周朝王家的音乐机构”，甚而认为“大司乐”并非职官称谓而是机构名称，是“周王朝的音乐领导机构”，是周代宫廷“专门管理音乐事物的机构”。

《乐记》考(二题)

刘德等作《乐记》后,先有戴圣于汉宣帝时将其收入《礼记》,后有他人将其补入《史记·乐书》。但二者都只收了十一篇,人们自然想要知道另十二篇或十三篇写了什么,《乐记》的全貌究竟如何。王禹所传二十四卷本早已荡然无存,其“后十三篇”面貌如何,无从悬拟,只能通过刘向所校本来了解。而刘向所校二十三篇本则目录尚在、清人汪烜、臧庸,马国翰,今人余嘉锡、董健便据以推测或考证其“后十二篇”的内容,文字。为了解《乐记》全貌,本文也拟对此“后十二篇”作一番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