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修内司官窑瓷的形制与文化审美研究

以南宋修内司官窑瓷的形制为研究视角,结合北宋汝官窑瓷工艺特征的研究,通过文献研究法、图像与实例分析法等方法,探究其器型形制、装饰特征、烧制工艺与文化审美特征。从地域、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进行梳理,认为南宋修内司官窑瓷的特征风格的形成是受北宋汝官窑瓷文化的影响,是南北宋时期文化交融与智慧融合的产物。南宋修内司官窑瓷造型拙朴、釉色青润明亮、气韵庄重浑厚,具有古拙而又讲究的特征,充分体现古人善假于物、物尽其用、因地制宜的设计意识。

唐代东都分司官任职原因分析

一般论者将分司官的任职原因归为安置罢黜、远黜量移及性乐恬退等。分司官的任职原因除上述之外,还有赏功、重用、避祸、因病及照顾家庭等。一般官员乐意接受分司官之职,是因为在洛阳任分司官有以下几点优势:一是洛阳的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优越;二是分司官的待遇优厚;三是洛阳名流显宦云集,给分司官员提供了结交的机会;四是洛阳地处交通要道,可以使分司官迅速了解朝廷动向,同时为他们提供了结交过往官员的机会。优越的自然、人文环境及丰厚的待遇,对于赏功、因病以及年老分司者都是优待.名流显宦的云集与结交过往官员的方便,使政治上不甘寂寞的分司官看到了出路,尽管他们暂时离开了权力中心,但仍然可以利用东都的有利条件韬光养晦,寻求机会东山再起。

白居易任东都分司官考述

白居易晚年以做分司官求“独善”。本文对白居易任分司官的一些细节问题 ,如分司次数、分司官名等进行了梳理考证。白居易所以自求分司 ,一是洛阳自然环境优美人文环境宽松 ;二是分司官待遇优厚 ;三是由于他晚年身体欠佳 ;

唐代东都分司官居所试析

东都分司官大都分司于唐后期 ,居住在洛阳风景最优美的东南一隅 ,因为这时皇帝不再东幸洛阳 ,分司官基本成了闲职 ,他们可以只从生活方便与个人爱好的角度选择住宅 ;分司官多是高官 ,有经济能力在城东南的风景区购宅。

清初部院司官体制考——兼谈作为过程的“清承明制”

清初部院内部结构经历了由正副理事官体制向司官制的过渡。关外时代的正副理事官体制以旗授官,而非以司分职,入关后一度与汉官系统的司官制并存,满官藉助品秩的优势实现对汉官的全面监临与掌控。顺治八年前后,清廷开始尝试理事官的分司,但各部落实的程度与范围均不尽相同,新旧制度由此交互。顺治十五年划一满汉官制,满洲旧制全面向明制靠拢。康熙初年制度复旧,部院权力结构上实际恢复了理事官体制的精神。圣祖亲政后,缩减旗分缺,建立折衷的满缺司官调拨制。由于官书编纂时的"追改",这一过程晦暗不清,本文利用清初满汉文档案与题名文献,尝试厘清部院司官制确立的曲折过程,为理解"清承明制"的复杂性提供一个观察的角度。

监察体制改革新探:监司官制度的现代镜鉴

监司官制度是宋朝对地方监察体制进行的重要创新。在"路"一级地方行政区域,宋朝设置"帅""漕""宪""仓"四种监察机构,分司军事、财政、司法、救济四方面的监察职权,有效弥补了唐代节度使制度权力过于集中的缺陷,在相互制衡的基础上,实行专业监督、加强内部监督,促进了专业化技术官僚的产生,取得了良好的监察效果。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研究以宋朝的监司官制度为切入,探讨了我国监察体系的自我监督机制、横向分工机制、纵向领导机制以及协同配套机制问题,提出了改革我国监察体制的四条向路——以内部互查加强监察机关的自我监督、以精细分工提高监察机关的专业化水平、以变革领导产生方式提升监察效果、以法律配套巩固监察机关的监察权威,试图开拓出一幅全域立体式异体监督的模式图景。

清代六部司官的“乌布”

"乌布"是清代六部中标识司官职务名目的满语称呼,包括掌印、主稿、帮印、帮稿、管股等。掌印和主稿最先出现,并在乾隆年间形成掌印、主稿对所办事务负责的制度。嘉道时期,又出现帮印、帮稿、管股等一系列名目,乌布演化为一种与官缺分离的职位序列。官缺由吏部铨选,决定司官的资格、薪俸、待遇,乌布则由本部堂官任命,决定司官在部内的日常工作与所需承担的责任。清末新官制改革时期,又出现司长、局长、科长、股长、科员等"新乌布"。乌布进一步演化为一套新的职事官体系,与现代职官制度接轨。

略论唐代东都分司官的发展脉络

本文将资料所见的唐代东都分司官逐一统计,结合有关资料,说明唐代东都分司官的发展脉络。从显庆二年到天宝末年,东都洛阳常设的中央职官主要是实职,一类是台省机构,一类是对东都宫殿、苑囿进行管理的事务性机构。安史之乱后至唐敬宗宝历年间,代宗、德宗和宪宗三朝东都御史台官员明显增加,同时分司官的任职原因不仅有通常认为的安置罢黜、远黜量移及性乐恬退等,还有赏功、重用、避祸、因病及照顾家庭等。大和年间至唐朝末年,不少东都分司官员受牛李党争等政治斗争的影响。唐代分司制度在运行的过程中,表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晚清六部司官公务生活的时与空——以刑部司官唐烜为中心

本文以一个司法部门司官为中心,在晚清大变革这一特定的时空中,以其工作时间为线索,来勾勒六部司官工作、假期、值班等公务活动的轮廓。通过梳理可以看到,司官因部中职责的不同,在工作时间和强度上有很大的差异,负责本司具体事务的"掌印、主稿"工作强度比较大,普通司员较为清闲,甚至大部分时间可以不用进署;正常工作时间外,司官还有本衙门值班和早朝值班。同衙门中,堂官负责决策事务,不常入署,工作相对清闲,书吏因负责大量的文案、后勤工作,工作最为忙碌。六部中,吏、户、刑等部司官工作压力较大;工、礼等部司官压力相对较小。

“设官以司,物勒工名”——先秦楚国漆器手工业管理研究

通过研究目前出土的漆器实物与传世文献,对楚国漆器手工业的行政管理、质量管理及监察管理进行了考察和梳理。楚国的"设官以司"管理制度以垂直、完善的管理系统保证了漆器大生产的有制有序,"物勒工名"及其衍生的逐级分层监察管理制度则充分确保了漆器的产品质量。"设官以司"与"物勒工名"的出现表明了楚国手工业的生产管理已达到较高的水平,这既为楚国手工业的繁荣昌盛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也为后世漆器手工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论先秦对商品的管理及其节约与诚信意识——以《周礼·地官·司市》为例

先秦时期对上市商品的管理及管理制度,蕴涵着“以政令禁物靡”的节约意识;“以贾民禁伪而除诈”的诚信意识。这些意识的思想基础与“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是契合的,它们对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明中后期吏部司官分省与官僚政治

基于地域平衡理念,明代吏部司官有每省一员、照省推补的分省惯例。这一惯例的形成及其在明中后期的应用、发展和严格化,与各省官僚群体的支持密切相关。同时,此惯例的发展稳固,又不断培育着官僚群体的乡党意识和参与意识。皇权、吏部在吏部司官选任中的制度性、机构性权威逐步减弱,各省乡党逐渐掌握了从吏部司官到巡抚、提学、翰林、科道等官缺的选任主导权。权移于下、同乡为政的乡党化趋势,令晚明政局中的皇权、吏部、乡党等各方呈现难以整合的对立趋势。

明代吏部司官选任与迁转特点考论

吏部司官是明代吏部官员群体的主干和中坚力量,其选任与迁转特点鲜明,富于规律。明代吏部司官选任与迁转的最大特点是多于本部内升用,且吏部司官本部内迁转规范有序,大致依次在吏部稽勋、验封、考功、文选四司内,按司官各级职务主事、员外郎、郎中循次迁转;由其他衙门转任者、迁往地方者,亦有规律可循。文选郎中与稽勋主事作为吏部司官头尾,前者的迁出与后者的迁入在本部内空间有限.故拥有不同于其他吏部司官的特点。

从子弟书看清代旗人官吏的日常工作

子弟书是清代雍正、乾隆时期北京的八旗子弟们创立的一种曲艺艺术,以作者、表演者、听众都是八旗子弟而得名。子弟书中有很多篇章记录了清代中后期旗人官吏的日常工作。结合清史可以从中了解清代侍卫如何站岗、值班、参加礼仪庆典;也可以还原当时文职京官的工作细节,包括如何主持祭祀、管理皇家马轿以及处理政府公文。

罗明坚编绘《中国地图集》所依据中文原始资料新探

意大利来华传教士罗明坚绘制了一部《中国地图集》,整理者认为此图集是依据中国明代罗洪先《广舆图》所编纂。《中国地图集》稿本中夹有一幅中文原刻版书本式单页地图——《辽东边图》,仔细研究此图的来源,应该是《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这才是探讨《中国地图集》所依据底本的关键所在。将此书与《中国地图集》的文字和地图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罗氏的地图集不是根据《广舆图》编绘,而主要是依据《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一书所编绘。

从《马氏文通·序》的两处误标说到顿号在古籍整理中的使用

一九八三年九月商务印书馆新版《马氏文通·序》中有这样两句话: 天下之事可学者各自不同,而其承用之名,亦各有主义前不能相混。佛家之“根”“尘”“法”“相”,法律家之“以”“准”“皆”“各”“及其”“即若”,与夫军中之令,司官之式,皆各自为条例。 句中的“及其”“即若”,标点错了。正确的标点应是“及”“其”“即”“若”。换言之,从“以”到“若”,所指凡八事,非六事。洪诚先生的《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中选有此序。洪诚先生的书早出一年,但其标点错误与此同。洪诚先生注解了“根”“尘”“法”“相”,未注“以”“准”“皆”“各”等八字,想是盖阙之意。

铜川博物馆馆藏金代铜镜

铜川博物馆近年来征集了一部分金代铜镜,现择其中几件具有代表性的介绍如下。 1、柳毅传书人物故事镜(图一)、圆形,直径17.8厘米,镜背圆纽,无纽座,纽左侧上方沿着镜边伸出一株大树,延伸至右上方,树下一女子衣带飘拂,两臂置于胸前,其对面一男子身体微前倾,双手对握,二人作对话状,右侧几只怪羊徜徉在草地上,纽右侧至边缘处有一人牵马侍立,树下方有长方形框铭,但字迹磨损难辩。纽下方饰波涛起伏的湖水,几只鱼儿游嬉于其中。该镜纹饰取材于唐李朝威传奇中的《柳毅传书》。 2、“吴牛喘月”故事镜(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