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能动司法之构建

作为全面指导司法机关司法活动的重要理念,能动司法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广泛探讨。然而,学界和实务界却难以对这一话题展开清晰连贯的讨论,原因在于,不同主体对能动司法的认知维度并不相同,司法技术及思维维度的能动司法与政治及社会治理维度的能动司法常被混为一谈。进一步,作为十余年前提出的司法理念,能动司法的人民性、大局性以及时代性使其在今天仍然具有难以忽视的时代价值——平衡诉讼结构、优化社会治理。但要在激活能动司法当代价值的同时防止政策“一面倒”,应赋予能动主体足够的能动空间,并对能动司法的尺度和手段作出明确规范。

“红”与“专”：法官职业认知的理念与规范叙事

法官职业经历了一个由'红'到'专'的嬗变过程。'红'的标准确立于延安革命时期,它重在阶级观念和政治立场,以司法服从并服务于政治斗争为旨归,形成司法大众化。1995年法官法的制定标志着'专'开始成为法官职业的基本要件,它强调法官必须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以法官解释法律、依法裁判案件为职志,目标所向是法官职业化。正在各级法院进行的员额制改革,乃是法官由大众化转向职业化的必经步骤,唯有如此才能整体提升法官'专'之品质。司法产生于政治,革命政制下的非常政治转型为法治政制下的日常政治,此乃法官职业嬗变的根本原因。员额制改革成功与否,最终决定于政治核心对法官职业化的接受程度。

建国初期司法改革运动述评

建国初期的司法改革运动是新中国法制建设史上的重大事件。开展此次运动是当时巩固人民政权、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维护革命秩序的要求,成绩很大。但是由于对旧法观点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思想未能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予以全盘否定,对新中国后来的法制建设和法学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回顾、总结此次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正确处理法律的阶级性与普世性、司法与政治、司法官职业化与司法大众化以及司法程序化与司法便民化之间的关系,对于当前进行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跃进”中的人民司法

"大跃进"运动实际上是国家机器推动下的一场全民梦想秀。人民司法自始至终全程参与了这场梦想秀,且其参与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人民司法开展梦想秀的内容可概括为在法院之间尤其是在法院内部展开各种评比与竞赛等六个方面。人民司法"大跃进"的后果很严重,它体现在大量司法人员离开法院投入到"大炼钢铁"等工农业生产中去,法官队伍遭受重创,给司法审判工作带来极大冲击等几个方面。人民司法"大跃进"留给我们的遗产主要有两个方面,即司法理应与政治保持适度的距离,只服从法律的审判独立无论如何不能动摇。

达玛什卡的司法程序模式与中国刑事诉讼模式——读《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

目次一、问题的提出二、思维路径的"罢黜百家,独尊政治因素"三、政治因素双视角下司法程序的多种面孔(一)政府权力组织结构与司法程序(二)政府职能和司法程序(三)司法与政治因素结合下的四种面孔四、中国刑事诉讼模式的实然与应然五、结语。

"乡下锣鼓乡下敲"——中国农村基层法官在法与情理之间的沟通策略

"情理"之干中国人,不仅是一种行为模式,而且是一种正义观。农村基层法官在审判过程中经常遭遇法与情理的冲突。为了防止矛盾激化,法官不得不在法与情理之间采取沟通策略:在具体案件中利用情理地方性知识,采取当事人容易接受的语言与行为进行说服,甚至用非正式的方式操作法定制度,用法官的话说就是"乡下锣鼓乡下敲",其实质是把审判的合法性转化为道德上的合理性,从而使审判获得当事人和社会的承认。出现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中的法律与政治分化程度低下,司法往往成为政治过程。

四级两审制的发生和演化

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是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这一改革举措可能意味着我国法院层级或审级变化的新动向。从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看,法院层级和审级变化并非彼此孤立,且都从属于国家政治形态设计。1954年中共中央取消大区分院,促动了法院审级由三审制改为两审制。两审制带来的法院功能和案负变化,导致中级人民法院层级的设立。为了保障四级两审制平滑运作,民事调解制度扩大,基层法院派出法庭普遍设立。这一法院层级和审级制度的设立,契合了扩大省级地方权力的政治目标。1983年以来"地改市"运动、民事调解制度的萎缩以及撤销部分派出法庭,使得四级两审制的基础发生松动,法院层级和审级方面的新变化由此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