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司法语境下的民族习惯法困局——以黔东南苗族地区“挂红”司法个案为例

苗族婚姻习惯法对强奸等案件的处理有特殊的规则,要求违规者用"挂红"的方式向受害人家属赔礼道歉,即将违规者的猪或羊等当众杀掉,聚众分食,在令违规者名誉扫地的同时,受害人也得以挽回面子,苗族婚姻习惯法对此问题特有的处理方式适应了小地域的社会治理要求。但随着苗侗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这种处理方式与现代司法不相符合,普通民众的司法观念和婚姻习惯法方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冲突也引发了大量的纠纷。类似的典型司法个案是法官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难题之一。如何化解此类个案也成为当前民族地区法院在纠纷解决中的困局之一。

厌诉与缠诉:法治现代化背景下的习惯法转型缩影——以黔东南苗侗地区司法个案为例

作为纠纷解决的基本方式之一,诉讼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由于长期以来的社会历史原因,老百姓都存在着"厌诉"的心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极强的"为权利而斗争"不止的"缠诉"司法心理。这两种司法心理方式长期共存,形成了独特的司法活动特点。而"厌诉"与"缠诉"在少数民族地区更具特殊性。贵州省黔东南州是我国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区,有着丰富的民族法学文化,正是由于习惯法文化的强大力量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厌诉"与"缠诉"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整个民族地区的司法活动亦具有明显的"习惯法转型缩影"烙印。

苗族习惯法在刑事和解中的地位和作用——以黔东南苗族地区“丧葬习俗”司法个案为例

苗族是一个高度团结的民族,聚寨而居的约束机制及婚姻纽带使得民族内部凝聚力极强。在反抗封建统治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中,苗族习惯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时期,苗族习惯法在某种程序上起到了维护小地域村落秩序的作用。但也因此极易形成局部的若干团体,民众为团体利益而聚众,容易引发群体性暴力事件,为司法处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和压力。刑事和解制度出台后,民族地区的司法部门创造性的把刑事政策与习惯法资源相结合,充分发挥习惯法在个案调处中的优势,为维护当地的和谐稳定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冲突与整合——黔东南地区苗族继承习惯法司法个案分析

黔东南州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区,苗族在整个黔东南州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苗族有着丰富的继承习惯法文化,苗族的继承习惯法原则有女子无继承权原则、幼子继承多份原则、无子(儿子)户财产由亲兄弟或近亲叔伯家族继承原则、遗嘱继承原则。随着国家法的普及和苗族民众个人财产的增多,苗族继承习惯法与国家法存在着较多的冲突。部分继承纠纷也进入到法院诉讼程序,对原有的苗族继承习惯法造成了较大的冲击。

试论农村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司法个案透视

农村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之间的互动、冲突以及互动形成的条件与模式一直是备受学界关注的内容。从司法个案的角度阐明农村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之间的现实冲突及成因,并说明农村习惯法成为法源的社会学依据,从而进一步探讨二者互动的条件与模式。

选择与重组:“司法个案”在热媒介中的传播影响分析——以河南“电梯劝烟案”二审报道为例

在媒介融合的大趋势下,麦克卢汉提出的冷热媒介理论出现了新理论发展。文章以文本分析法分析针对法治新闻报道领域中,热媒介对司法个案的传播过程进行分析,并对其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媒介框架现象进行总结,提出司法个案在媒介融合趋势下的传播趋势。

环境司法的效能、目的与个案公正的生成——兼谈当事人的正义观及对司法活动的影响

环境司法活动近年来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其价值理念的走向值得关注。当前在该领域需要特别注意：保护环境是环境司法的价值之一，但并非环境司法的目的。环境司法作为司法活动之一种，应以司法的目的即保证个案公正为价值依托。环境保护的目的正当性并不能成为环境司法中责任承担与利益分配的裁判标准。法院在对环境行政案件或环境刑事诉讼案件的司法裁决中，不能因环保、公安等行政机关或作为公诉机关的检察机关基于环境保护目的正当性而降低其司法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环境司法活动在外观上虽具有环境保护功能。但在本质上仍然是在既定司法程序控制下的基于个案得到公正裁决的纠纷裁判生成系统。当事人的正义观念对环境司法活动的时空射程会产生重要影响，未来环境司法活动中需注意当事人与司法官两者之间正义观念的弥合．促成共同正义观念的生成，提高司法裁判的社会接受程度。

风俗习惯与民族习惯法的司法处理——以转型期的黔东南苗族地区“敬桥”、“打花猫”司法个案为例

黔东南苗侗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各个民族都有着丰富的民族习俗。如苗族的"打花猫"有着喜庆、增加欢乐气氛的作用;也有些特殊规则的民族习俗具有禁忌的特点,或者上升为民族意志的民族习惯法。如苗族的"敬桥"活动,不但有进贡、祭祀的独特的作用,而且还有求子、保佑小孩平安如意的深层涵义。但在民族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与民族习惯法或多或少的进入了司法领域,随着黔东南苗侗民族地区的经济转型,这些特殊的风俗习惯与民族习惯法的司法处理成为当地司法的难点问题。

个案司法推动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可视化路径研究——从热点案件审判的社会效果切入

人民法院的职责之一是用司法公正引领社会公正。为了让案件当事人感受到司法案件的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司法的公正,可视化是一种从理念到实践充分可行的方式。在互联网时代,媒介的发展促使司法公开。人民法院通过个案司法,向社会提供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司法产品,推动基层社会法治化转型。然而,随着民众深度参与网络舆论话语体系,如法治理念欠缺、参与互动受阻、传播渠道不畅等司法信息供求不可视问题已然冲击司法公信。因此,需要建立“热点案件识别标注—民意吸纳—说理评价—宣传引导—舆情处置”司法信息可视化供给路径,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见,并以此拓展法治进路,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升级。

司法公信力概念的沿革、辨析与实践

"司法公信力"一词,不仅在近代以来的文献中较为罕见,其包含的"公信力"一词的使用亦与当下不尽相同。从词义来看,近代史上与"司法公信力"相近的表述仅有"法庭信用"一种。事实上,"法庭信用"与"司法公信力"在内涵上并无二致,但二者的侧重有所不同,前者较后者更近个案。更为碰巧的是,虽二者皆为"舶来品",但前者较后者更为接近西语中的表述。对社会公众而言,个案因具其亲历性而易被公共舆论扩大影响。这意味着法院和法官不仅要审视每个判决的社会影响,还要谨慎地应对公共舆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公共舆论的监督对促进司法公信有着正面积极的作用。司法机关需审慎地回应公共舆论,积极接受公共舆论的监督和批评,适时地听取其建设性意见,把握适当时机完善司法审判和执行机制,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以取信于社会公众。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法源地位

最高院司法解释应包括规范性司法解释和个案性司法解释。法源不同于法律形式。司法解释在审判实践中起到保证法律的正确适用、统一法律适用的标准、填补法律空白的重要作用。实践中出现的一些"立法性"司法解释,是审判实践或实现司法公正的需要。最高院司法解释在我国是一种正式法律法源。在认可司法解释法源地位的同时,要处理好与案例指导制度的关系。

浅析媒体舆论对司法审判的影响

引言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发展得非常迅速。在这样的背景下,司法个案常常通过媒体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媒体主要是指承载各类信息传播的平台。舆论主要是指社会大众关于社会中显示出的现象和问题所提出来自己的观点和意见。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各种媒体在极大提高信息供给效率的同时,必然也会利用其技术优势及获利的原动力,借此机会冲击社会大众的感知和整个社会的舆论趋势。公众通过一些媒体来表达出自己的意见,而媒体就对此进行报道,此为媒体舆论。

法律原则适用:方法论之对话——重访“泸州遗赠案”

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界说在"泸州遗赠案"后成为学界讨论的理论话语,与其刻意界分二者适用的具体范畴,毋宁在法社会学和法教义学的思维范式下研习法律原则之实践精义。透过典型个案所追求的不单是司法判决的正误,而是个案中存在的司法弊病。借助案件社会学为理论工具,解读原则适用之内涵,继而回归常态的法教义学视角进行分析,可知法律原则之于规则的优先可能性,以及法社会学与法教义学在方法论上的交叉耦合。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权威强力是其先决条件,而要获得社会整体之追随,还要探寻法律"贴近"社会生活的对话途径。

刑法定罪思维模式与司法解释创制方式的反思——以窨井盖司法解释为视角

《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的内容涉及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人身罪、侵犯财产罪、责任事故罪、其他犯罪等众多方面。其中,对盗窃、破坏窨井盖行为定罪的规定,充分暴露了我国刑法关于包容犯立法方式的缺陷:侵害客体决定犯罪性质,以此取代了行为类型决定犯罪性质的原则,即以结果定罪而非以行为定罪。这种定罪思维会导致多重评价与定罪的复杂化。该司法解释采用了近年来常用的集约化制定方式,这在有效回应现实的同时,也因其创制性而在内容上肢解了刑法,在功能上取代了刑法,使司法机关在定罪量刑上形成对司法解释的依赖,影响了司法的自主性。鉴于此,我国司法制度发展的一个方向应为:采用个案式的解释方法,能够采用指导案例的,尽量不要采用司法解释,以限缩司法解释的创制,并避免设立虚置的提示性条款。

行政案例指导制度转型的法理分析

当下行政案例指导制度在适用中面临诸多的问题和困难,加强制度改革与创新,实现由行政案例指导制度向行政判例制度的转型是一种理想选择。个案解释应成为实现统一法律适用、司法价值追求和法律解释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方法论意义上具有形式推理与实质推理组合形态的行政判例和司法定向理论下决断论的理论逻辑,为以个案解释实现司法公正的制度转型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实现由行政案例指导制度向行政判例制度的转型,通过将典型行政案例上升为行政判例并作为个案性司法解释、明确界定行政判例的制定主体、重视行政判例的类型化研究等方面展开。

裁判妥当性视角下的裁判理由

裁判理由的可接受性对提升裁判妥当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在疑难案件的处理中显得尤为重要。严格将裁判理由限定在个案的范围内,一方面符合司法个案审查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争论和不良影响。在一系列律师查询公民个人信息案中,不同法院分别从不同裁判路径得出了实质上相似的裁判结果,但不同的裁判理由使得不同案件呈现出的裁判妥当性有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