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法上网:网络空间司法主权的建构、困难与出路

互联网司法可视为建构网络空间司法主权的制度尝试。“送法上网”需求来自对网络空间司法管辖的争夺与治理规则的制定,要求补充以平台为代表的替代性在线解纷机制。其制度实践受技术与政治的双重逻辑支配:在技术上效仿平台解纷,但仅仅完成在线化而数据化与智能化皆有限,导致收案量激增而解纷效率提升不足,案多人少矛盾更加尖锐;在政治上受传统官僚制度的深刻塑造,显示出科层制与互联网的内在紧张关系,前者不可能被后者完全改变,反而将吸纳、利用、重塑后者。欲改进当前互联网司法,核心仍应是理顺法院内外解纷机制之间的关系,将大量简单纠纷再度交由院外解决,但通过重大、典型、疑难案件的“上诉”管辖与社会信用体系的辐射作用,保持司法的治理影响力与规则制定权,并继续推动司法的数据化与智能化改革。

捍卫司法主权的斗争:上海律师公会与领事观审制度的废除

在以上海律师公会为代表的民间社会与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孙传芳政府收回了上海租界部分司法主权,将会审公廨改组为临时法院,中国法官重新控制了法庭审判权,中国律师亦获得了进入租界执行律师职务的权力,但保留了领事观审制度。西方列强不甘心其司法特权丧失,利用领事观审之机干涉租界法庭审判,荷兰观审领事更是侵越中国法官权力,直接将依法执业的中国律师赶出法庭,并做出停职三年的惩戒处分。上海律师公会一方面直接与荷兰领事侵权进行坚决斗争,另一方面利用专业知识与社会压力团体的作用,敦促、支持政府与临时法院终止荷兰领事观审。在反对荷兰观审领事干涉司法的斗争中,上海律师公会认识到收回全部司法主权是彻底解决领事干涉司法的根本所在,转而投身入收回法权运动的潮流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出于民族主义与司法独立的双重考量,上海律师公会在收回中国司法主权方面选择了与国家合作,并取得了成功,最终收回了租界司法主权,透视出民初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动态共生、相互依存关系。

论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司法主权意识的觉悟

近世国人的司法主权意识随着民族主义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懵懂、觉醒到觉悟的过程:懵懂,使得他们在西方列强的威慑下将司法主权拱手相让;觉醒,促使国人初步认识到司法改革的必要,并提出司法改革动议;觉悟,促使他们把收回司法主权与自觉筹划司法改革与创新相结合,试图将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意识内化为法治意识,促进司法近代化进程。近世中国司法改革的动机主要是为了收回司法主权。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国家主权(包括司法主权)的收复,这是近世民族主义运动结出的硕果,然而,司法近代化进程也就此中止,出现了动机与结果的背反,形成畸形的中国司法近代化轨迹。一个国家和民族真正拥有司法主权,必须有强大的国力为支撑;良好法律的有效实施,则是国家民族强大的重要保障。

拒绝承认侵犯中国司法主权的外国仲裁裁决

[要点]外国仲裁裁决如果超出了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其效力应不予承认;在我国有关法院就国内相关纠纷进行裁决的情况下,外国仲裁机构再对国内相关纠纷进行审理并裁决,侵犯了我国的司法主权和我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其效力亦应不予承认。

全球化时代的司法主权及其行使——从“阿克毛死刑案”说起

英国人阿克毛因携带巨额毒品被判死刑引起了一系列社会反应。笔者从社会学角度和法律学角度,诠释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两国互不理解造成的冲突。笔者认为国内对此事的反应是建立在过时的绝对主权论之上,阿克毛被判处何种刑罚是中国的司法主权,但是关心阿克毛的生死是英国人的主权。笔者同时提出国内刑罚执行体制上的缺陷:赦免制度缺失,建议尽快将赦免法列入立法规划。

鸦片战争前英国破坏中国司法主权述论——广东地区典型涉英刑事案件透析

一般来说,英国在中国取得治外法权始于鸦片战争以后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实际上,从踏上中国领土的第一天起,英国殖民者就不断制造事端,同时又以种种手段破坏中国的司法主权,而他们所谓的中国法律落后的借口,根本不能掩盖其侵略中国的真实目的。

上海人民一次维护司法主权的斗争

1905年,上海洋泾浜会审公廨因黎黄氏案掀起的轩然大波,是当时上海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加紧侵略、维护司法主权的一次爱国斗争。 1905年12月8日(光绪卅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广东官孀黎黄氏,自四川乘船回原籍途径上海时,

鸦片战争与中国独立司法主权的丧失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按照当时的国际法,清政府对在中国领域内发生的一切本国人及外国人的诉讼案件,有无可置疑的审判裁决执行之权,这本来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但当时的清政府对外面的世界茫然无知,西方殖民者蓄意破坏中国的司法主权,使依法管辖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这一问题复杂化。最后英国用炮舰迫使清政府屈服,列强先后在中国攫取了领事裁判权,从而使外国人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

法律尊严和司法主权不容侵犯——我看赖昌星走私、行贿犯罪案

2012年5月18日，远华走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赖昌星走私、行贿犯罪一案，名医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法院认定。赖昌星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千万元，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赖昌星的违法犯罪所得依法予以追缴。到此，震惊中外的赖昌星案因走私274亿、偷税140亿、贿赂64名官员在世人脑海里画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

鸦片战争前英国对中国司法主权的破坏——以“伶仃岛事件”为中心的研究

1821年12月14-15日,英国皇家战船"土巴资号"上的水手与内伶仃岛村民发生激烈武装冲突,酿成有2名中国人死亡的"伶仃岛事件"。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特选委员会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以英国水手提供的虚假事实为基础,借口无权管辖英国政府船只以及中国司法不公,拒绝协助中国政府缉拿凶手。他们还抓住广东官员害怕节外生枝的心理,以退出中国贸易相要挟,终至英国犯罪嫌疑人逃脱了中国法律的制裁。东印度公司的抵制主要有两层用意,其一是谋求在华治外法权,其二是想借此摆脱长期以来所受的来自中国政府的种种"欺压"。因"伶仃岛事件"引发的中英交涉是鸦片战争前英国蓄意破坏中国司法主权的典型案例,刺激了后来的殖民者进一步谋求在华治外法权的欲望。

半个世纪的“立法秀”--近世中国司法主权的收复与法律创制

1843年中国司法主权的丧失到1943年司法主权的基本收复,历时百年。百年之中,除去列强在华司法特权的耻辱印记,争取司法主权独立,一直是国人特别是法律人努力奋斗的目标。为了让列强看到实实在在的法律文本,自愿放弃在华司法特权,中国法律踏上了近代化征程。以1902年清末修律为起点,以1943年与主要列强签订收复司法主权协议为终点(1949年为实际上的终点),近代法律创制经历了半个世纪。纵观百年历史,司法主权的收复与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实现似乎有着必然的联系,又似乎没有联系:列强并未因法律创制完备和司法改革进展而自动放弃领事裁判权,中国也没有因为司法主权的收复,而走上法治之路。相反,司法主权完全收复后,法律近代化的步伐竟然戛然而止,近半个世纪的法律创制变成了一场"立法秀"。1949年以后,中国为了维护主权,毅然抛弃既有的法制近代化的成果,走上了另一条法律移植之路。

司法主权与领事裁判权——晚清司法改革动因分析

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西方文化的广泛入侵。从朝贡制度到条约制度的演变,就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缩影。鸦片战争后逐步形成的条约制度下的领事裁判权制度是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产物,是中外不平等条约的司法表现。晚清司法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企望通过修律新政以期挽救行将就终的晚清皇权统治,但其直接动因乃是肇始于收回因西方列强入侵而逐步形成的领事裁判权,从而维护固有的司法主权。这是一个颇为值得玩味的法权历史现象。

论民国时期收复司法主权的法理抗争

一国的司法权为内政,司法主权则属外交。按照国际法准则,在对外交往中,主权高于一切。近代中国,西方列强为了长期享有在华司法特权即领事裁判权,不断编织法理藉口。1843年以降的近百年时间内,为了收复司法主权,国人不断进行法理抗争,民国时期,趋于高潮。国人的法理抗争给西方列强增加了压力,给政府增添了动力,促进了国人的司法内省,推动了司法主权的恢复,也为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其他法律权益积累了经验。而今一些西方强国时常凭借所谓法理依据,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司法主权,该行径实为近代领事裁判权的翻版,任何主权独立国家既要在法理上加以驳斥、抗争,更要在行动上坚决抵制,捍卫国家主权。

宪法危局下的斯科特案:透视美国“司法主权”的另一面

一直以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主权的"至上性"为学者津津乐道,然而,通过以"斯科特诉桑福德案"的历史所展现的美国十九世纪宪政危机下司法权的运作,可以触碰到司法主权的另一面,即在解决各类宪政争议前提下,解释宪法的权力是涉及到政府各个分支的,司法权与行政与立法权处于一种微妙的"紧张的配合"关系,这个关系一旦被打破则有可能危害宪政的持续运行,内战爆发似乎印证了这一点。

制度竞争视野下清末司法主权的沦丧与维护——以领事裁判权为例

清末,中国的司法主权不断遭受西方列强攫取的领事裁判权的蚕食。“主权”概念的语义较为模糊。作为司法主权研究中的重要概念,“领事裁判权”与“治外法权”被长期混用和误读,两者的区别在于,是不是国家在自愿和平等互惠原则下相互享有的权力。清末,自英国开始,共计19个国家在中国攫取了领事裁判权。民众逐步形成了“民族国家观念”,并把收回领事裁判权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使命。列强在续订条约中的承诺对清政府形成了倒逼之势。清政府为了摆脱统治危机而听信法理派官员的建议,以推动中国的司法现代化改革来实现“中外通行”,进而收回领事裁判权。在制度经济学视角下,这是典型的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结合的产物。西方较为先进的司法制度彰显了“制度竞争”优势,带来了收益的诱导。清政府出于收回“领事裁判权”的收益诱导,而采取了现代化的司法改革,“购买”了西方向中国出售的司法制度这一“标准化制度商品”。

论美国跨境电子取证与我国数据安全立法的冲突与对策

美国跨境取证与他国主权的冲突,在数字时代聚焦为跨境电子取证与他国数据出境管制之间的冲突。在跨境电子取证当中,电子证据同时具有证据与数据双重特性;而对美国实践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国既无视作为证据的数据背后的他国司法主权,也无视作为数据的电子证据背后的他国数字主权。鉴于当前国际社会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司法机关直接向他国网络服务提供商取证,我国不宜固守司法协助渠道的唯一性。但在接受直接取证或特派员取证时应坚持本国主管机关的审批前置;同时以数据分级分类为基础区分设计各类电子证据出境审查标准。我国阻断法律未必能够直接适用于美国跨境电子取证,但仍可以用于阻断美国授权下对我国当事人的制裁行为。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服务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京冀法院会签服务保障京津冀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等协议19个。审结涉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等案件29839件。承办第五届京津冀司法论坛。新设国际商事法庭。对禁止在中国诉讼的国际禁诉令依法裁定排除,维护我国司法主权。与3家单位建立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化外人相犯”制度并不有损国家主权——对王立民教授文章的一点异议

《法学家茶座》第七辑刊登了王立民教授的《化外人相犯与领事裁判权》，拜读后受益良多，同时也觉得作者对唐律中的“化外人相犯”制度的论述有所不当。唐朝《永徽律》在其第一编“名例律”中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

晚清时期近代司法理论的构建

中国的近代司法理论是在晚清时期开始构建的。近代司法理论之所以在晚清时期开始出现,源自于内在的动力和外在的压力。晚清时期构建的近代司法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司法主权理论、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理论、司法文明理论以及司法中立理论。该理论对晚清时期的司法改革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司法和执法数据跨境调取的国际规则发展与应对实践

数据跨境调取问题涉及不同利益的平衡,不同国家的做法在客观上也存在法律冲突。互联网企业在面对外国跨境调取数据的请求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虽然国际社会一直探索构建普遍适用的国际规则,但是进展有限,而国际社会却急需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方案。通过构建司法协助和执法合作的快速响应机制、实现相关文书和数据通过网络平台交换等方式予以应对,是值得研究和探索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