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司法事务的碰撞及其刑事风险与刑法规制

当前司法领域开始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各种风险和忧患也随之而来。在运用人工智能的时候应当掌握主动权,守住人工智能可能出现的风险缺口,在可能引发犯罪的领域完善刑事立法与司法,利用刑法手段对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相关犯罪进行规制。

论法官助理的职责定位——域外司法事务官制度的借鉴

为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有必要科学界定法官助理的地位和职能。德国、奥地利和我国台湾地区,实行法官和司法事务官的分立。司法事务官从书记官的职能中分立、演变而来,在民事司法方面处理大量的、简易的非讼事件。法官处理诉讼事件和少量复杂、重要的非讼事件,并对司法事务官的处分进行审级上的监督。司法事务官制度的理论基础在于司法裁判权和非讼裁判权的本质区别。借鉴司法事务官制度和非讼裁判权理论,可以在专业性审判辅助业务之外,赋予法官助理相对独立的非讼裁判权,强化法官助理职责的独立性。

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配置:历史沿革、现实困境与发展趋势

探索实行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与审判权相分离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司法体制改革已经明确的改革方向。从建国后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配置的历史沿革来看,它与审判权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分到统"再"由统届分"的发展历程,并导致出现了司法行政化、司法地方化等现实困境。回顾总结这个沿革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配置发展是人治与法治不断交锋、司法权与行政权界分不断清晰、司法行政事务治理能力不断提升与治理结构持续优化的结果。笔者认为,未来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与司法审判权相分离必将在适宜价值定位的遵循下得以实现。

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视域下法院司法行政事务集约化管理研究

通过司法体制主体工程之省级统管改革,法院司法资源的外部配置由同级政权上收至省级,这为我国法院司法行政事务集约化改革奠定了重要的主体框架基础,即中央和省级共治的管理体制。但是,目前司法资源在具体配置方面仅实现了“集”,“约”还存在明显不足。在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背景下,有必要进一步促进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的集约化改革,实现现代法院组织去地方化与去行政化改革目标。在具体路径上,现代法院管理理念应该促进法院内设机构的全面革新,推动法院与人大等部门外部新型关系的构建,完善司法行政事务集约化管理制度:法院“职业经理人”制度、法院经费透明管理制度、建立法院行政事务标准化指南、法院信息化建设等。

论人民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的归属

我国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曾几度划政府司法行政机关，１９８２年以后，又回归人民法院，为了适应深化行政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的新形势，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充分发挥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作用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人民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的归属问题。基于人民司法制度的历史和一些国家的惯例，以及对司法行政管理现代的利弊，认为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应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管理。

多维论域下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改革的理论检视

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却因缺乏坚实的理论根基而存在正当性隐忧,有必要在理论层面予以回应。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改革在理念上表现为公证辅助司法参与纠纷的社会共治,具体可从与司法社会化趋势的内在契合、社会治理理念下的纠纷共治、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三个方面得以体现。从权力论域看,司法权分解下部分权力的可让渡性与公证权的准司法性为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改革提供了合理性基础。从职能论域看,公证的证明、判断、证据保全、监督、送达职能与司法辅助事务之间的衔接是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改革的内在逻辑。

检察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检察权相分离研究——基于实证考察的分析

探索实行两权相分离,明晰两权的权力属性与内在关系是改革的逻辑起点。从现实的制度形态考察,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呈现交织混同样态。从司法改革去行政化和去地方化的目标上来看,推进狭义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彻底地从检察权中分离出来,以更好地保障检察权的依法独立公正运行应成为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抓手。现行改革试点框架下实践困境在于如何既实现改革总体目标,又与两权分离界限相统一;如何既合理分权,又适当调整好各方利益分配格局;如何既能对入额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的权责合理定位,又能为司法行政人员提供积极的职业前景规划。建立科学合理的遴选竞争入额机制、增量分离均衡策略、风险收益权衡方略、统筹协调等改革的具体思路应当是保障实现两权分离的积极举措。

“枫桥式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枫桥式人民法庭”作为赋能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语境的新产物,是应对转型期乡村多元司法需要的创新举措,是现代乡村秩序生成的重要治理要素。“枫桥式人民法庭”在积极服务乡村振兴大局的同时,面临着如何平衡中立审判与能动司法的冲突、如何融入乡村社会内生秩序、如何完善多元主体沟通机制等问题。完善“枫桥式人民法庭”的乡村治理功能,要立足“枫桥式人民法庭”的审判职能,创新“进乡村、进网格”的工作方式,纠正法官拒绝裁判心理,打造专门法庭,理清审判与治理的限度;融合乡贤治理合力,探索打造汇集民意的习惯性规范;加强协同机制供给,推动标准化建设,实现联络机制的畅通高效,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贡献司法力量。

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的实践构想

一、以分类管理为基础,构建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内容组织结构体系 (一)分类管理的基本原则 所谓分类管理,就是将检察院的内设机构按照工作职能的不同分为若干的种类,各类自成体系,彼此独立,实行不同的管理模式和运作机制.

公证参与法院司法辅助事务的优势探究

法院是人们解决矛盾纠纷的核心所在,作为预防性司法证明的公证制度,可以为人民法院审判和执行工作提供裁判依据,可以不经诉讼直接成为人民法院的执行依据,是社会纠纷多元化解决的基础性司法资源。文章论述了司法辅助事务的意义和内容,以及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的六个方面的优势。

论人民检察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与检察权的配置与运行

我国现行的检察权与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的配置与运行的"两权混同",不仅与现代法治国家的要求相背离,并且导致检察权行使中的行政化与地方化弊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改革司法机关人财物管理体制,探索实行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检察权相分离。"从而确立了司法权与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相分离的司法权力体系改革方向。遵循司法规律,秉承法治精神,改革人民检察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与检察权的配置与运行模式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提升司法行政事务管理能力的必由之路。

为社区解难题的“尖刀班”班长——记湖北省恩施州人民检察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局副局长艾敏

为解决基层治理难题,2020年湖北省恩施州选派了一批机关干部下沉社区,成立了社区治理“尖刀班”。时任湖北省恩施州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副主任艾敏按照组织安排来到恩施市耿家坪社区,成为驻社区“尖刀班”班长,开启了全新的工作。

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论纲

强化内地与港澳台之间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是遏制跨境犯罪的必要手段。产生于特殊历史时期 ,由基本法作出原则规定 ,没有上位法调整是该制度的重要特征。协助应在”一国两制”、相互尊重、以程序为主、效率优先等原则的指导下进行。针对缺乏法律调整和法制化运行机制的现状 ,亟需各法域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 ,采取先易后难、由个别到一般的方略 。

审判事务的分工与法官辅助人员的配置探讨

对司法事务进行合理分工，是法院内部机构及人员设置的一个重要前提。包括法官定员、法官助理配置等在内的我国多项司法改革措施，均涉及审判事务的分工及法官辅助人员配置科学化的问题。本文试图对此作出初步的探索。

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定位

司法行政体制改革被纳入整体司法改革的框架之中,这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而实质性推进司法行政体制改革,首先需要对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作出准确的定位。不同于大陆法国家的大司法行政模式,也有别于英美法的司法行政兼理检察业务模式,我国司法行政机关属于一种宏观司法行政管理机关。公检法三机关掌管的诸多"专门性司法行政事务",正逐渐向"宏观司法行政事务"转化。这些事务可以包括统一法律服务管理职能、生效裁判执行职能以及司法保障职能。未来,司法行政机关在行使上述职能的范围和方式方面,有望发生显著的变化。

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的实施细则(2019年修订)》的通知

粤司规[2019]3号各地级以上市司法局,省律师协会:《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的实施细则(2019年修订)》已经2019年第26次厅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实施中遇到的问题,请向省厅律师工作管理处(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处)反映。

《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的实施细则(2019年修订)》解读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司法部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放管服"改革减证便民、优化服务的部署,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47号)以及《司法部关于取消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证明事项的决定》(司发[2018]10号)要求,广东省司法厅对《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的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进行了修订。

两岸刑事司法互助机制之构建与展望

随着海峡两岸间相互合作与交往不断扩大，法律纠纷和司法事务也不断增多．随之产生的相互之间的文书送达、调查取证、强制措施的采取、嫌疑犯的移交和已决犯的移管等等司法互助问题，都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建立一个有效的刑事司法互助机制是在刑事事务上采取规范化合作的最适当的方式，有利于有效遏制海峡两岸互涉刑事犯罪活动．克服两岸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和障碍。如何构建一个科学、合理并具有可操作性的两岸刑事司法互助制度就成了新世纪法学理论的一个新课题，也是新世纪法律实践的新挑战。

日本殖民时期大连地区司法实施状况

在日俄战争之前,俄国于1898年就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会订旅顺大连湾租借条约》,俄国将"租借"来的旅顺、大连湾(即辽东半岛由普兰店至貔子窝一线以南地区及东清铁路附属地)称之为"关东州",并设关东州总督府进行殖民统治。1899年沙皇敕令关东州总督府下设高于一般行政官员的民政、外交及财政三专员,实施殖民统治。司法行政事务由总督以沙皇名义委托民政专员兼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