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人员对分类管理改革的立场——以问卷调查为基础

对全国7省市13家中基层检察院1748位检察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受访者对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所面临的现存问题和改革必要性有较高的共识度,但在具体的改革举措上,不同岗位的受访者的改革立场存在明显差异。从数据分析结论看,今后在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操作方面,应当注重司法系统内外的联动性,把拓宽党政部门对司法部门的人财物支持作为分类管理改革的根本来抓,而把员额制的"入额"问题放在改革的技术层面来操作。在改革方法论方面,司法改革项层决策者要通过科学的问卷调查等实证分析方法,来系统了解司法人员针对改革诸多事项的具体态度与不同看法,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利益相关者动员,以达到凝聚改革共识的效果。

司法体制改革中的利益纠葛

司法体制改革存在着各种利益纠葛,改革进程有推进不畅乃至搁浅的风险。进行改革要注重改革中的利益分析,照顾到合理的利益需求,充分评估改革的各种阻力,并寻找排除阻力和化解矛盾的最佳方案。改革者需要辩明方向,有勇气有魄力去推行正确的改革措施,实现改革的长远目标并使这一目标不被眼前利益纠葛所破坏。重新反思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制度的团队式司法的制度设计,并且将注意力转至人员分类管理和员额制度改革上,改革司法官选任制度,改良司法考试方式,强化司法官任职前的训练,提高其业务素质和道德品行,才能突出司法人员的司法属性并提升社会对司法人员的尊重度,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并在此基础上,真正按照现代法制原则建立现代司法体制。

论法官助理制度的四维重构

法官助理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的美国,于20世纪90年代经学者引荐至我国,至今已进行了近二十年的试点。经过试点期、推广期的探索,该制度未能发挥出引进者所预期的功效,但为进一步重塑奠定了基础。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正在展开,法官助理制度应以此为契机,从四个维度进行重构。一是该制度之前被塞进过多的价值诉求,如促进法官职业化、提升审判的公正和效率、缓解审判力量短缺等,现应将其功能纯粹化为提升审判效率与培育法律新人。功能追求的纯粹化与专门化更能发挥出制度的功效。二是与处在核心与关键位置的法官员额制相比,法官助理制居于次要与辅助地位,不宜率先推进,而应与法官员额、法官遴选、法官职业保障等关联制度协同推进。三是法官助理的职责设置过于宽泛,在试点期被设定为十二项,在推广期简化为六项,在重塑期又增至十余项。应将其职责集中于中度疑难、中度重复、对裁量权要求不高的次核心事务。四是我国引进的是美国法官助理制度,所结之果却近似于德国司法公务员制度,现应推动录用制助理的有序流动,并稳定合同制助理的成长预期。

到位与归位:基层法院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制度构建的路径

随着法官员额制、司法责任制、人员分类改革等司法改革的推进,起初被忽略的审判辅助人员的改革越来越受到重视。审判辅助人员到位,法官才可真正归位。《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对审判辅助人员改革提出了制度化、科学配备以及优化结构三项改革目标。但从现实状况来看,存在诸多问题,包括法律制度架构缺乏,使制度建设成无源之水;分类不科学,定位不清晰,尤其是对法官助理的定位仍存在较大争议;地方支持有限,人员配备不足,导致'1+1+1'的基本硬件配置都难以保障;管理困难重重,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编外辅助人员的管理成为新课题;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以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的实践为样本,提出了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制度构建的路径探索:首先是分类管理,因'事'定'人',先将审判辅助事务分为实体性、程序性、保障性三类,再根据三类相应确定辅助人员的类别和职责;其次是配置管理,建立以'跟人+随案+岗位'为原则的人员配备量化的动态管理体系,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的配备'跟人',集约性工作书记员的配备'随案',事务性人员的配备跟'岗位';再次是等级管理,建立跨越人员身份性质的等级管理制度,法官助理建立3—5个等级,书记员建立6—8个等级,与工资薪酬直接挂钩,打通审判辅助人员的职业发展的通道;最后是运行管理,明确法官助理、书记员的角色定位,根据定位确定其各自的职责范围,并建立审判团队与法官助理双重考核,确保审判工作团队的顺畅运行,提升审判质效。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亮点纷呈”系列报道之三 法官员额制:让法官走向职业化专业化

员额制法官,这个新名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中应运而生。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之后,全国法院围绕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四项基础性改革试点正式拉开惟幕。其中,建立和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被认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大“重头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