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仪式与法律信仰主义文化的建构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司法仪式在法制中所处的位置和表现方式是不同的,而不同的司法仪式又强化了其背后的法律文化。在西方的传统的社会里,宗教与法律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因此司法仪式具有宗教般的神圣色彩,这种文化是培育现代法治的沃土。中国传统社会对司法仪式极端轻视,而既有的司法仪式又过多地蕴含着军事化的色彩和革命主义的情节,这都强化了背后的法律工具主义的文化。培养现代法律信仰主义文化则应先从重视司法仪式开始。

司法仪式初探

人们对"法律神圣"的理解和体验首先是从能够看得见的司法仪式中开始的。从广义上说,法律程序的设置和整个法庭的审判都是一种司法仪式。本文从阐明司法仪式作为中国司法改革的课题之一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出发,进一步探究司法仪式的源与流,以期对构建我国司法仪式提供理路。

浅论司法仪式与司法权威

司法仪式是司法活动最显著的外在表现形式,通过一系列的程序、形式体现司法的公正性、神圣性,有效增强司法权威。应当明晰司法仪式和司法权威之间的辩证关系,提高社会对司法仪式地位的认识,并对司法仪式加以符合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改进,以更好地发挥其提升司法权威的积极作用。

探析司法仪式与法律信仰的契合——从基督教仪式中习得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司法仪式的地位和作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司法仪式对法律信仰的强化作用已形成了普遍的共识。本文从基督教仪式中寻求到仪式之共性,并在论证仪式与信仰的关系过程中,试图探求到司法仪式与法律信仰在中国文化背景之下的契合点。

论司法仪式对司法公信力影响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多次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必须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综合全面提升司法公信力,如何提升司法公信力,培育人民群众对于法律的信仰是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本文以司法仪式的视角出发,阐述司法仪式结构与意义,着力剖析司法仪式在规范程序、服饰陈列、解决纠纷、庄严肃穆等方面对司法公信力的影响,最后提出改革司法服制,营造庭审秩序,构建文化体系,增强主观能动性等措施以全面提升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司法剧场化下的刑事远程审判

从符号学角度来看,刑事远程审判并未改变司法剧场化的实质,但改变了支撑司法剧场化的具体场景。通过对接可移动设备信号,采用智慧远程审判系统,刑事远程审判构建了服务于刑事庭审的“线上剧场”;司法远程审判沿用了司法道具,并通过庭审行为维持了司法仪式程序性、连贯性、庄严性的特征,庭审沉浸感得以实现。刑事远程审判改变了影响剧场化场景成本的主要因素,转移了剧场化庭审的重点,填补了司法仪式的主体缺口。由于物理条件受限、广场化特征复归以及新兴技术赋权,在刑事远程审判下实现司法剧场化的新型正义面临着多元限制。

刑事案件远程视频办案制度初探

刑事案件远程视频办案制度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一方面远程视频办案的诉讼参与价值、效率价值和程序价值日益凸显,契合新时代司法实用主义倾向。另一方面远程视频办案具备直接言词原则、权衡法则、诉讼经济原则等学理支撑和正当性基础,符合刑事案件远程视频办案的发展需求。但检视司法实践、梳理司法沿革,刑事案件远程视频办案制度仍存在立法滞后、程序适用不规范、司法仪式性受质疑、救济和监督等配套保障不完善等困境。为此,我国应当从明确远程视频办案法律依据,规范适用范围、启动程序,增强司法仪式性和完善保障措施等方面予以完善。

身披法袍的正义

法官身着一袭黑色法袍,于法庭之上,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遵循一定的仪式,通过法言法语,对争议问题做出理性的裁决。法袍——作为法官的象征,其形式在百年中虽历经变化,但它背后所蕴含的独立、公正、权威的理念始终未有改变。

司法的象征生产与认同想象

作为利益再分配机制的司法在处理零和博弈的各方诉求时,显然不能满足于以“结果好,一切都好”的实用主义策略来换取有限的个体化利益认同,更要上升到象征生产层面唤起最广泛的集体认同想象。法谚有云:正义必须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看得见的正义”作为需要依赖想象进行意义诠释的价值范畴,无论是其表意过程还是认知方式,都需要借用仪式化的符号载体进行想象力的捕捉。在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想象正义的仪式化策略也不可避免会在广泛征用传统合法性的路径依赖中产生分化。在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从回应社会解纷需求的角度来看,司法作为一种社会公共产品,其在供给策略上也应该对接需求端的社会分化现实来营造仪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