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内在逻辑及现实路径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实现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有机统一,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定分止争与案结人和的有机统一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保障公众参与司法,开展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快实现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加强对司法权的制约和监督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现实路径。

司法体制改革能否抑制公司违规——基于地方法院人财物省级统管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以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司法体制改革对公司违规的影响。研究发现:司法体制改革能够显著降低公司违规倾向和违规频数,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但政策效果因公司规模、产权性质和司法异地管辖而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和非司法异地管辖注册地企业的获益更大。从影响机制看,司法体制改革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升公司治理来抑制公司违规。

司法体制改革强化了对企业违规行为的监管吗?

司法制度对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秩序和企业发展都至关重要。利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地方巡回法庭这一准自然实验情景,以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设立地方巡回法庭的司法体制改革对企业违规行为的监管效应。研究发现,设立地方巡回法庭的司法体制改革强化了对企业违规行为的监管,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设立地方巡回法庭的司法体制改革是通过规制政府干预和排除地方保护主义干扰来强化对企业违规行为的监管。异质性分析表明,设立地方巡回法庭的司法体制改革对企业违规行为的监管效应在法治环境差的地区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研究结论对企业违规行为的监管和巡回法庭制度的改革完善具有政策启示。

司法体制改革的宪法审视

司法体制改革是涉及宪法体制调整与完善的宪法问题,应当确立合宪性观念,并在明确我国宪法所确立的司法体制框架体系的基础上找到司法体制改革的宪法空间与界限。我国宪法所确立的司法体制框架体系包括司法体制的宪法精神体系、司法体制的宪法原则体系和司法体制的宪法规范体系。司法体制改革的宪法空间要在我国宪法确立的司法体制框架体系中寻找,并根据这一结构内部不同要素的不同地位和功能来予以具体确定。

司法改革运动对我国现行司法体制改革的启示

1952年,新中国建国后对司法队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司法改革运动。重新反思这次运动,对于我国现阶段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何从1952年司法改革运动中吸取教训,避免再犯错误,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本文试图通过这次司法改革运动的反思,为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司法法治视野下的司法体制改革探析

司法法治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一个重要环节。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司法法治的必然要求。按照党中央"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部署,目前,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主要任务是: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司法法治要求的法律体系;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提升司法职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惩治司法领域的腐败。

司法体制改革与确保地方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我国当前司法实践尤其是地方司法中遇到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造成地方司法不公的原因是多维度的。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建立公正权威的司法体系,坚固司法的最后一道防线。本文拟从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结合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对地方司法公正的实现进行有益的探讨。

国外司法体制改革经验与趋势探析

自近代以来，人类在司法体制方面的探索已有300多年。世界各国在司法体制类型、模式、原则、理念和制度等方面所进行的创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国外司法体制改革经验，把握世界司法体制改革发展趋势，对正在进行的中国司法体制改革将会提供有益的借鉴。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突破口:司法体制改革

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的选择,理论与实务界提出了不少具体的方案。这些方案与本文中提出的将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的不同点在于:前者具有试验性、风险性、改革成果的不确定性;而后者具有规律性、平稳性和结果的必然性,其收益最大,风险最小。因为司法的独特价值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被无数国家的实践所证明了的。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突破口应当是司法体制改革。该项改革的成功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平稳进行,有助于深化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善党的领导。

我国司法体制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土化研究

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基于我国的司法体制和司法制度而设立的,有自己的特色:我国非法证据的排除主要集中在庭审阶段,同时贯穿于刑事诉讼的主要程序;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含义,是指被排除的非法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包括特定的非法合同证据及实物证据,而其中的非法合同证据既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也包括证人证词和被害人陈述。我国不仅重视排除已经形成的非法证据,而且还注意遏制非法证据的形成。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中要注意解决几个现实问题,即我国审判程序的庭前会议中是否应当排除非法证据,法庭审判中对非法证据是否应当"先行调查"、先行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与新修订《刑事诉讼法》的适用与协调。

未来五年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

改革30多年来,中国司法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和树立司法权威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看到这些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许多更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司法改革面临更大的困难。司法改革本是一项涉及机制设置、权力机关协调等多方位的全面改革,需要一种宏观的、战略性的规划。然而,目前的司法改革措施大多停留在工作机制层面上,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尚未展开。司法体制是国家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司法体制改革是国家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因此司法体制改革不只是司法机关的工作,也不只是法学家研究的问题,而是党中央从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角度提出的一项政治任务。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今后将向纵深发展。目前应该依照司法权的性质和司法制度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总体发展战略和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具体部署,面对现实存在的问题,统筹设计未来的整体司法制度构建。

行政审判体制重构与司法体制改革

我国行政审判体制不仅缺乏独立性,也未顾及行政诉讼的专业性要求;建立行政法院, 改革行政审判体制既可弥补行政诉讼专业性的不足,也有利于提升行政审判机关的独立地位;这同时构 成推动司法体制改革、促进司法机关整体实现独立的必要策略选择。

司法体制改革中完善检察长列席审委会会议制度的新视域

检察长或者受其委托的副检察长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对审委会讨论案件等议题发表意见,是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重要手段,经过长期实践已经形成完整的运行机制。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应当进一步明确制度定位,将其作为审判委员会民主集中制的有效补充、司法裁判活动和检察监督实施的特殊方式,它对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具有保障作用。在司法责任制改革中要严格把握审委会讨论案件范围,划分列席过程中司法责任归属,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和完善诉讼程序等领域稳妥拓展制度功能。

角色定位与职能作用：地方人大监督司法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维护司法公正和确保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加强人大对司法的监督作用,既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也是促进司法公正、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然要求。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权力机关和监督机关,应当积极开展司法体制改革监督工作,为司法体制改革提供法律补给和意见建议,并为改革的顺利推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当前,地方人大监督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存在着重视程度不够、机制尚不健全以及保障措施不足等问题。地方人大应当提高监督认识、增加监督途径、改进监督方式、强化监督保障,以确保司法体制改革能在合法的框架内依法有序进行。

论司法体制改革的“试点”方法

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上海等6省市的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相继启动,为全面推进司法改革积累经验。"试点"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方法,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方法,是基于执政党长期的理政经验、重视基层的创新实践、降低司法体制改革的风险等原因而选择与运用的。它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土壤之中,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需求高度契合,具有很强的生机与活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应根据法律推进,尊重司法规律,坚持制度自信,发展司法制度。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应有明确的立法授权,吸收民众的广泛参与,实施全程监控,维护试点的自然生态,试点成果的客观评价,立法的适时跟进。

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制创新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困境在于:第一,思想上未能正确认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特殊性,没有重视未成年人特殊司法保护的价值;第二,缺乏制度保障,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规范基本上依附于普通刑事司法,专门机构缺失,缺乏符合未成年人教育、挽救、改造特点和需要的刑罚手段;第三,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方面综合治理的作用发挥不够。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制创新的主要内容包括:制定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立法,设立刑事司法专门机构,改革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化处理方法,体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轻刑化的指导思想。

深化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立场

十多年来,中国司法体制改革不断取得新进展,但是依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立足中国国情的空间和时间维度,坚持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的基本方向,把握司法体制改革的宏观与微观目标,着力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观与客观努力,应当是深化中国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坚守的基本立场。

司法体制改革中的利益纠葛

司法体制改革存在着各种利益纠葛,改革进程有推进不畅乃至搁浅的风险。进行改革要注重改革中的利益分析,照顾到合理的利益需求,充分评估改革的各种阻力,并寻找排除阻力和化解矛盾的最佳方案。改革者需要辩明方向,有勇气有魄力去推行正确的改革措施,实现改革的长远目标并使这一目标不被眼前利益纠葛所破坏。重新反思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制度的团队式司法的制度设计,并且将注意力转至人员分类管理和员额制度改革上,改革司法官选任制度,改良司法考试方式,强化司法官任职前的训练,提高其业务素质和道德品行,才能突出司法人员的司法属性并提升社会对司法人员的尊重度,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并在此基础上,真正按照现代法制原则建立现代司法体制。

论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司法体制的权力结构

司法体制在国家纵向权力安排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一个国家宪政框架中的权力结构存在线性式、宝塔式和网络式三种理论模式。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具有典型的网络式结构特征。联邦制和司法权在联邦制国家的权力结构中形成了立体宪政结构。联邦制中的司法权结构模式可以分为美国模式的"双轨交叉式"结构和德国模式的"多支汇总式"结构。这些对中国解决"司法权地方化"问题的司法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司法体制改革中的本土性资源——海事法院的探索与启示

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先行者,海事法院在实践中积累了一系列旨在保障法院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非正式制度。这些制度与本轮司法改革的目标最为接近,是改革不容忽视的本土性资源。海事法院在跨区域管辖案件、人财物统一管理、法官队伍精英化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面临着地位边缘化、存在合理性、管理混乱化三大危险。本轮司法改革应重构海事法院的权力体制,修改宪法及法院组织法,并进行法院内部去行政化、法官职业化等配套制度改革。设立知识产权法院也可借鉴海事法院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