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司法信息公开渠道的合理选择——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30年之嬗变为考察对象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三十年的成长变迁折射出我国审判工作的发展轨迹。作为一种司法技术手段与社会治理工具,《公报》承载着指导审判权良性运作、提升司法权威、展示司法成就、公开审判信息等多元功能。在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之背景中,《公报》的主要功能定位在于推进审判信息公开,受众应以公众为主,而非法官或其他法律职业人。在传统媒介与新媒体多元并存的格局下,《公报》应以其文献与信息保藏、法制文化传承、服务科学研究等价值,立足于自身的"特色"定位,实现结构体系之转型。应以其权威性、真实性、信息可回溯性等优势,将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年度报告、任免信息、地方法院信息、典型案例等信息作为重点刊登对象,并适时实现《公报》所承载的各类审判信息公开渠道的法定化。

论司法信息公开的多元化价值及其实现

借鉴交叉学科的相关理论,有助于建构司法信息公开的价值体系,发掘实践困境之根源,推动司法信息公开由被动到主动、由反向到正向、由盲目到理性、由单一的工具主义向多元的价值取向转变。所谓"公开促公正"只是宽泛的价值表述,司法信息公开之于"公正"的实现,需要逐步对应"基本权利的兑现"、"业务水准的提升"、"司法权威的树立"、"司法独立的彰显"和"理性商谈的推行"五个层次的价值取向,并推动其良性互动和有效实现。

司法信息公开:误区、澄清与展望

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方向,也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但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司法公开"和"司法信息公开"存在认识误区,结合我国司法公开的改革进程以及域外相关制度的发展沿革,可知厘清"司法公开"与"司法信息公开"之基础在于"行为与信息的差异"、"个案与普遍的区别"、"对司法公开的公开"。当然,理论争议很难延缓践行步伐,因而在进一步打磨司法信息公开基本理论、检视司法信息公开实践样态的同时,首先需要正确处理司法信息公开与隐私保护、国家秘密、信息管理之间的关系。

论司法信息公开

司法信息公开在我国已初露端倪。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之后实行司法信息公开,对于扩大公共信息公开的覆盖面、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增强国家机关的透明度、促进司法廉洁、实现司法公正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行司法信息公开,应当对司法信息和司法信息公开进行正确、合理的界定,慎重、周密地确定司法信息公开的范围,科学地设计司法信息公开的方式和程序,并制定切实可行的保障、救济与监督措施。

我国司法信息公开的若干问题探讨

"司法信息公开"在我国至今仍处于"空白"状态,因此研究并明确司法信息公开的概念及其与司法公开的区别、司法信息公开的范围和例外情形、司法信息公开的程序设置等三个问题,将有助于在我国构建科学的司法信息公开制度并保障其有效实施。

我国法院司法信息公开的实践、问题与对策

在司法改革的进程中,我国法院开始推行司法信息公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诸多问题。为了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实现,进一步增强司法透明度,提升司法公信力,我国法院应当采取措施全面实行司法信息公开,具体包括:建立法院司法信息公开的制度体系,合理确定法院司法信息公开的范围和例外情形,明确法院司法信息公开的方式和程序,拓宽法院司法信息公开的途径与渠道,健全法院司法信息公开的工作机构与运行机制,建立法院司法信息公开的救济与监督机制。

阳光反腐视野下我国司法信息公开制度展望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对于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的司法信息公开制度以从制度上遏制司法腐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要实现司法信息公开制度的法制化,就必须在准确界定"司法信息公开"内涵的基础上,明确司法信息公开的范围和内容,厘清司法信息公开与相关原则、制度的关系,在公开与不公开之间进行利益衡量。在重构了司法信息公开相关基础理论之后,我们要建立健全相关立法,完善司法信息公开的具体制度。

阳光反腐视野下我国司法信息公开制度的检讨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对于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的司法信息公开制度以从制度上遏制司法腐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学术界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虽然都一直强力推动司法信息公开,但是我国司法信息公开制度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因此,有必要检讨我国司法信息公开制度存在的问题,以便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司法信息公开制度提供理论基础。

我国司法信息公开的问题与出路

近年来的信息化、透明化进程,将我国司法引入"司法信息公开时期"。实践中,司法机关在规范性文件的指导下,运用信息化平台将司法信息逐步公开,回应公众需求、强化司法权力,但却出现了行政化、功利化、形式化的问题。为此,应当在分析其原因的基础上,找出解决的出路,即实现司法信息公开的制度化、常态化与实质化转向。

我国司法信息公开制度的重构、检讨与展望

司法信息公开是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所衍生的知情权的嬗变,而知情权的充分行使,又将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置于其延展线上。尽管司法信息公开已经被国际社会所认可,但在我国却与司法公开之间存在误读与曲解。以各国司法信息公开经验为视角,司法行政信息公开、司法程序信息公开、法官信息公开是司法信息公开制度架构中的"三驾马车"。而"三驾马车"并驾齐驱才是制度的应然选择。但是,当前我国司法信息公开制度的运行仍然困难重重,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地完善我国司法信息公开制度是我国司法权力运行的必然进程。

论司法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司法的关系

司法信息公开的本质是信息透明,目的是解决公众参与司法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反过来,公众参与司法也能倒逼司法机关的司法信息公开,尤其是提升司法信息公开的效率和质量。良性互动中的司法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司法是提升我国司法民主水平的关键,两者不可偏废其一。为此,司法信息公开必须是及时公开、精准公开,增加公众话语在司法信息公开考核机制中的权重;司法公众参与必须有序有效,优化司法公众参与的责任制,统筹体制内和体制外司法公众参与者责任。

美国司法信息公开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司法界在判例法传统下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司法信息公开制度。公众对司法程序及司法记录的知情权得到保障,并通过利益衡量机制对公众知情权进行了必要的限制。但是信息时代背景下远程公开方式对美国传统的司法信息公开制度带来了挑战,在各方争论中,美国司法界采取有限制的远程公开思路,按照信息内容、案件类型区别公开,并利用XML技术对敏感信息进行识别、处理。当前,我国的司法信息公开制度处于传统司法信息公开与远程司法信息公开交错发展的新阶段,传统司法信息公开尚未建立健全,远程司法信息公开的挑战却又如期而至,因此美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我国司法信息公开改革若干争议问题探析

司法信息公开是对司法公开的公开,是司法场域中司法行为及其相关司法流程通过特定媒介向社会公众的信息依法公开。司法信息公开有效解决了公众参与司法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并不会导致公民隐私空间的减少,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更好地保障包括诸如公民隐私权在内的人权内容的实现。司法机关公开相关司法信息只是司法信息公开的初级形式,基于信息公开基础上的主体间对话反馈才是实质性的司法信息公开。司法信息公开只有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从意思决定走向公共协商,才能真正保障公众对司法信息的知情权。

司法信息公开的问题与对策

我国司法信息公开存在信息公开不及时、选择性信息公开、信息公开无反馈以及信息考核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究其原因,既有对司法信息公开概念误读的缘由,也有司法信息公开主体对信息公开的认识和能力不够的现实掣肘,司法信息公开统一立法阙如更是难辞其咎。对此,应当考虑制定统一的《司法信息公开法》,加强司法信息公开的顶层制度设计。同时,应从主体转变和实质公开两个方面出发,全面提升司法机关对司法信息公开的认识和能力,力促司法信息的依法公开和实质公开。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审理与司法信息公开——以“李某某案”司法信息泄露为例

＂李某某案＂案情的过度披露,引发了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审理与司法信息公开之间的讨论。不公开审理制度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为目的,适当的司法公开则与其并不冲突。如何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把司法实践发挥最大化,应做到不公开审理和司法信息公开的协调统一,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刑事司法信息公开法制化。

“以审判为中心”视角下的司法信息公开制度反思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突出庭审的实质化。在这场改革浪潮中,我们有必要对现有的司法信息公开制度进行重新思考。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对我国司法信息公开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在此背景下对我国司法信息公开制度进行新的定位,对司法信息应区分为审前阶段和审判阶段,在审前阶段侧重于司法信息的有限公开,在审判阶段则侧重于司法信息的深度公开。

司法信息公开的时代回响:缘起、实践与策略

司法信息公开助益公民司法监督权落实,是实现国家司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是扩大司法程序正义进而提升司法裁判公众认同感的重要举措。时下,我国司法信息公开多方联动态势凸显、程序性与实质性并重、同信息技术紧密关联,司法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部分公众和司法机关对司法信息公开的认识和能力滞后,司法信息实质公开不够、司法信息公开不及时、选择性信息公开、信息公开无反馈和考核监督不完善等问题的出现严重制约了司法信息公开工作的纵深发展。鉴于此,有必要深化相关主体对司法信息公开的认识,推动司法信息实质公开,建构以“知情权”为本位的司法信息公开;优化司法信息公开的管理机制,全面加强对司法信息公开的顶层制度设计。

论司法信息公开行为的可诉性

司法公开是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现有司法公开理论研究大都指向法院应该做什么,却忽略了与司法公开利益相关的当事人有权做什么,弱化当事人的司法公开救济权是权力意识主导的司法公开改革所必然带来的结果。司法公开改革应还原其权利属性,将诉讼视角引入其中,确立司法信息公开行为具有可诉讼性,赋予当事人司法救济权,否则改革难取得进展。对于司法信息公开诉讼的类型,可将其纳入行政诉讼范畴。

关于印发《司法厅系统预决算信息公开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藏司发[2019]38号各直属单位:《司法厅系统预决算信息公开管理办法(暂行)》已经厅主要领导审定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特此通知。

从判决书的私人公开看公共记录中的隐私权保护

我国立法并没有规定私人有权向特定的或不特定的人宣扬或者披露判决书所载的内容和信息。私人自行公开判决书,会在判决书所确定的惩罚或责任之外,给当事人施加新的损害或者困扰,令当事人陷入长期的耻辱与蒙羞之中。判决书的公开属于司法信息公开,应当统一由法院为之。对于涉及国家安全、未成年人利益、性犯罪等有关案件的判决书,应当禁止公开。除此以外可以公开的判决书,也需在公开时采取必要的匿名化措施,以保护当事人的个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