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生态司法修复基地的正义进阶

生态司法修复基地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生态环境的中国方案。《长江保护法》实施以来,长江司法保护是回应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宏观目标的有效路径。近年来长江生态司法修复基地大量设立,以生态空间为中心实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衔接并作为生态修复责任的实现场域。作为司法能动的体现机制,其反映了长江司法保护从“纠纷解决”的形式正义向着“以生态修复为中心”并最大化实现公共利益的实质正义进阶。长江生态司法修复基地实质正义进阶实现包含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目前虽然满足了初步要素构造,但在程序与实体的深层价值实现都存在提升空间。未来长江司法修复基地应当细化程序构造并衡平实体利益,秉持程序正义的稳定性与实体正义的开放性结合特质,实现立体化的长江生态保护。

环境刑法视域下生态修复性司法之执行困境及其纾解

传统报应主义环境刑事司法注重对环境罪犯的严厉惩处,却忽视了对遭受严重污染或破坏的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和修复。生态修复性司法高度契合了现代环境刑法根源治理之本质要求,在环境刑法中彰显了其正义价值,又弥补了传统刑法预防功能之不足。然而,各地的生态修复性司法实践探索呈现“重裁决轻执行”的现象。因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指引,各地做法不一,生态修复性司法实践中出现执行方式欠规范、执行监管不到位以及效果评价不科学等问题,导致生态修复效果偏离了预期。以生态修复协议统一和规范生态修复性司法的执行方式,构建多元主体配合的三级监管机制,并从验收主体、验收标准、验收程序等方面完善执行效果评价机制,可以促进生态修复性司法的有效践行,避免相关裁决落空。

“命令型”生态环境修复制度的检视与优化

生态环境修复的内涵与属性决定了其主导责任形式应当为行政命令,行政命令的运行原理与生态环境修复过程中的动态性、专业性特征相契合,可以更好地保障生态环境修复的实施成效。当前,我国“命令型”生态环境修复制度存在目标定位不明、实体规范不详、适用程序不清等问题。为充分发挥“命令型”生态环境修复的功能,我国有必要明确“命令型”生态环境修复在生态环境修复制度体系中的目标定位,制定针对“命令型”生态环境修复的法律规范,完善“命令型”生态环境修复的执法程序及保障机制。

论生态环境司法修复中的行政参与

生态环境修复具有专业性和持久性的特点,行政机关的参与对于生态环境修复目标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生态环境修复的司法实践中,行政主体逐渐展现出多类型诉讼参与和诉讼多阶段参与的特征。行政机关在参与生态环境司法修复过程中,出现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制定执行效果不佳、行政主体内部职能部门衔接不畅、生态环境修复资金管理缺失等问题。面对这些困境,行政参与应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引导,制定科学合理的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建立灵活的内外联动机制和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

碳中和战略下林业碳汇引入生态修复司法之效能探究

2022年以来,部分法院接力推动林业碳汇引入生态修复司法的进程,并最终得到司法解释的认可,形成了林业碳汇替代性赔偿方案。林业碳汇交易系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路径,生态环境司法也提出要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在此背景下,分析该方案的实践样态,探查林业碳汇引入生态修复司法的现实需求、原有制度的缺陷以及引入基础,揭示林业碳汇替代性赔偿方案的潜在效能,特别是其对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重要意义,从而尝试给出加速林业碳汇法律化进程,明确林业碳汇替代性赔偿方案的属性及实用领域等针对性优化建议。

环境犯罪生态修复性司法的适用研究——以桂林市司法实践为例

环境犯罪中,司法机关多以相对保守的传统司法观念进行审判,并不能有效惩罚和制止犯罪。为充分发挥司法工作救济受损环境和预防犯罪的作用,司法机关应当及时转变司法理念,在环境犯罪中广泛适用生态修复理念,健全磋商机制,拓展公众参与,并推进以行为责任为主体的生态修复性司法改革。

修复性司法理念下的环境资源刑事案件量刑规范建构——以碳汇赔偿情节的动态量化评估路径为视角

传统刑事诉讼中依靠法官的素养和经验进行综合判断,一次性估算出宣告刑的“估堆”量刑法并不能适应修复性司法需求。碳汇赔偿情节的量刑范式应采取动态量化评估的方式进行,在公安侦查、检察起诉、法院审理等阶段突出行为人碳汇赔偿情节的过程行为评价,提升客观事实向法律事实转化的契合度,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生态功能修复及帮助罪犯回归社会。因此,碳汇赔偿情节的动态量化评估方式,亦证成了量刑规范化改革“量化分析量刑情节”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司法修复技术创新社会关系能力的研究

技术研发、转移、推广应用中良性和稳定的社会关系,是影响技术创新成效的重要因素。技术争端对技术创新社会关系有干扰和破坏作用,司法活动要突破"只问是非"的局限,基于提供优质司法公共服务之目的,通过裁判、协调、支持等手段尽力修复技术创新社会关系,相关司法改革应当从观念、体制等方面提高修复技术创新社会关系的能力。

论环境刑法视域下的生态修复性司法

修复性司法,是基于被害人中心主义、力求解决刑事纠纷的一种新的刑事司法模式。生态修复性司法就是在认定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行为对生态法益造成严重损害的基础上,认定行为人成立犯罪并判处刑罚,同时判处或责令损害行为人承担修理和恢复生态环境的修复责任。推动生态修复性司法的常态化治理,应以生态环境修复的根本价值取向为落脚点,综合、理性看待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坚持事后救济治理和事前预防治理相结合,通过修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失衡生态系统,认可生态环境的独立价值,并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寻求推动和完善生态修复的机制、路径。

日本修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

修复性司法是当前日本刑事司法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日本学者从修复性司法的含义、特征、产生背景和原因、其与刑罚制度的关系以及同刑事司法的关系等方面对其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研究。在实践层面上,目前尚未出现国家层面上的、大规模的恢复性司法实践,但已经产生了一些本土化的非正式的修复性实践形态。

修复性司法的正名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转向

在反思传统报应刑及犯罪矫治功能的基础上,欧美学者主张通过修复性司法的方式修复犯罪加害人、受害人、社区间的对抗关系,即通过民间的多元化力量实现对受害人正当诉求的考量以及被告人的除罪化。修复性司法与社区司法、德国的"损害回复"制度、传统的刑事和解模式均有实质的不同。修复性司法有"最大化模式"与"纯粹模式",最大化模式可以运用在无受害人的刑事案件中。

修复性司法下的多元化犯罪预防

修复性司法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刑事司法的解决犯罪问题的新途径,它被认为是21世纪刑事司法的发展方向。修复性司法相对于传统刑事司法,将以刑罚为主体的一元的犯罪预防模式改变为以非刑罚方式适用的多元的犯罪预防模式。修复性司法引发的犯罪预防的变动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中国刑事司法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修复性司法,会对中国现阶段的犯罪预防起到推进作用。

修复性司法: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路径

和谐的思想观念与修复性司法的“修复理念”相契合,为创设修复性司法制度奠定了丰厚的思想基础;修复性司法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促进作用,可以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路径。修复性司法在我国现阶段不应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司法制度,更不能完全取代传统刑事司法机制,而应与传统刑事司法机制一起成为统一的刑事司法体制下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协调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

国家在修复性司法中的角色分析

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与传统刑事司法制度完全不同的新型的理念与运作模式,正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和思考,并且在许多国家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尝试。合理引入恢复性司法制度,确定恢复性司法理念,对于化解社会矛盾、消除不稳定因素、促进社会和谐意义重大。目前,我国尚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恢复性司法模式,恢复性司法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问题。本专题着重对恢复性司法的理论问题及在我国的实践进行探讨。

修复性司法与刑事司法模式改革

修复性司法是指与特定犯罪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共同参与犯罪处理活动的司法模式。修复性司法的公正、效率和人道价值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冲突解决方式的要求基本一致。修复性司法体现了我国刑法追求建立和谐社会关系的目的。

修复性司法本质要求的多元性简议

修复性司法是一种新的刑事思潮和法制模式,它是在传统刑事司法模式的弊端日渐凸显的情况下兴起的。它的主要内涵是将犯罪分子破坏的社会关系进行修复的一种非司法活动,实质是修复被损害了的社会关系。其本质要求的多元性主要表现为修复主体的广泛性、修复行为的时效性以及修复行为的自动性。

论警察机关在修复性司法中的定位

修复性司法是目前刑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关于其适用范围、条件限制等的论述数不胜数,笔者试图首先通过对其基本理念、普遍模式的论述,揭示目前我国地方自治体在推动修复性正义方面的不足之处,进而提出一种允许警察机关介入的四元修复模式,并论述其理论可行性与立法支持性,最后将简要介绍日本、英国等在该四元模式运用中的实践方案,为其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支持并揭示其在我国的操作可能性。

生态环境修复司法的实践创新及其反思

生态环境修复司法近年来在我国发展迅速,中国司法机构已将生态环境修复作为救济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主导性救济方式。在生态环境修复司法实践中,司法机构以服务于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为宗旨,探索出一系列创新性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承担机制,推动了环境司法理念及环境责任制度的发展。但是,生态环境修复司法对传统环境司法产生的一些冲击和挑战也要引起我们的关注,特别是对环境法律适用统一性的影响。这些问题需要在研究中思考,探索中解决。

社区矫正顶层设计的理性批判——以修复性司法为视角

域外社区矫正发展逻辑证明,修复性司法能够成为引导刑罚转型的理论依据。在修复视角下,无论是相关立法,还是我国社区矫正的具体实践,均存在轻视社区力量、忽视被害人参与的现状。为了实现社区矫正效益的最大化,有必要在社区矫正的顶层设计中加入引导社区和被害人的参与、提升对被害人的关注等内容。

修复型少年司法的本土化改造--基于枫桥经验的路径探索

修复型少年司法主张少年司法应当吸纳罪错少年、被害人及社区广泛参与,以恢复社会关系和社区关系,这为我国少年审判改革提供了第三条道路,然而该理论的引入和运用面临着本土化的诸多难题。枫桥经验与修复型少年司法理论基础暗合、价值目标趋同、实践样态互补,这为修复型少年司法本土化改造提供了路径选择:以枫桥经验为依托,促进司法理念再转变、规范依据再转型、制度设计再完善;实现行为矫正与心理矫正的动态融合、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二元互动、立法规定与配套措施的双重规制。此外,大数据时代的修复型少年司法,还可以充分挖掘大数据的治理潜力,实现大数据时代枫桥式修复型少年司法的创新和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