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防卫的司法偏差及纠偏路径探析——以广西752个防卫判决为例

随着全面建设法治国家政策的不断推进,国民法治意识增强,防卫案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虽然1997年《刑法》对正当防卫制度做出更为详细和宽松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该制度仍未得到很好的适用。通过对广西752个司法判例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出正当防卫难以认定的主要原因是刑法学者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防卫目的与罪过关系、限度条件认定、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判断逻辑及防卫是否需要紧迫性上产生认识错误。修正立法上的错误表述、厘清防卫目的与罪过关系、确定限度条件的构成及各要件判断标准、理顺正当防卫的判断逻辑、摈弃不法侵害必须具有紧迫性的错误观念,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形成统一、明确、宽松的判断标准,才能真正解决受害人不敢防卫、司法者不敢认定正当防卫的司法难题。

司法认知偏差:理论探讨与对策研究

聚焦于司法领域中的认知偏差问题,基于目前的认知偏差理论,文章深入分析了其成因和影响;基于目前认知心理学领域的实证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以法官个人认知和司法制度两个维度为视角,文章提出改善法官认知能力和优化信息供给的主要应对策略。

大数据技术减少刑事司法体系偏差的分析——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背景

在刑事司法体系中,引发司法偏差的主要原因包括种族、性别、疾病等歧视和其他暂时性因素,大数据技术能够减少因各种偏见造成的司法偏差。结合现有文献和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刑事司法体系现状可以发现,疫情期间的侦查、审判和执法方式秉持从重、从快、从严的原则。运用大数据技术为疫情期间的快速执法和审判提供技术支撑,不但能降低疫情期间执法行为造成的疫情扩散,保护执法人员,还能够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有力地震慑违法犯罪分子,有效阻止违法犯罪活动借由疫情泛滥。

司法过程中的共情

通过设身处地地从他人的角度来感受和思考,共情是一种不仅在认知上而且在情感上更好地理解他人观点的能力。共情是公正司法决策得以可能的前提,只有具有相应的情感能力和认知能力,才能真正了解双方的事实争议和诉讼请求,也只有对案情进行共情地理解,才能给出令当事人满意的结果;共情也是公正司法决策的保障,共情可以克服法官的偏见,也可以克服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与此同时,共情具有熟悉偏见、此时此地偏见等局限,这些偏见会导致法官决策出现偏差,对此,法官必须诉诸经验和常识,并通过学习机制来缓解或消除熟悉偏见,通过正确的共情方法来缓解或消除此时此地偏见。我国法官的司法共情是比较普遍的,就共情的具体运用来说,我国法官在产生司法共情的同时,能够恪守法律的底线,但也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

持续侵害状态是否适用正当防卫研究——以传销组织持续侵害的防卫案为视角

被困于传销组织的被害人处于持续性不法侵害之中,传销组织的不法侵害具有难以获得外力救济、不法侵害时间和暴力程度具有可变性、行为联系密切、行为侵害的对象相同以及具有统一概括或连续故意的特征。针对该不法侵害实施的防卫行为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存在分歧,法院从防卫前提、防卫时间以及防卫限度角度否定被告人构成正当防卫。对此从这三点进行回应和分析,认为将持续侵害视为整体存在不法侵害,防卫人的防卫适时且防卫行为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司法认知偏差与量化裁判中的锚定效应

锚定效应是司法认知偏差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受此影响法官会在量化决策时给予初始信息过多的重视,将某些随机的锚位值作为估测的起始值,导致裁判结果很不稳定,严重损害司法形象。利用广东省2015年四种代表性损害赔偿案件的统计数据,对司法情境因素、精神损害赔偿和裁判锚定效应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锚定效应的确是中国民事司法实践中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当前裁判锚定效应的发生呈现出内外有别的总体格局,影响显著的外生锚点和作用微弱的内生锚点形成强烈反差,反映出当代中国法官的尴尬处境。法官群体对外界压力和风险的系统性回应是诱发裁判锚定效应的关键因素。未来的司法体制建设应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对外生锚点的控制上,并建立有效的法官决策信息供给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