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彭宇案看调解保密原则与司法公开的冲突与调试——基于知情权的视角

南京彭宇案已过去18年,但该案件的影响一直持续了到今天。在南京彭宇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调解保密协定与司法公开产生了冲突,司法机关的不作为限制了案件真相的传播,对社会舆论的走向也产生了负面影响。调解保密原则是民事诉讼调解原则的重要内容,当个人保密权益与公众知情权发生冲突时,调解保密原则与司法公开必然产生矛盾,带来不良的社会后果。文章以南京彭宇案为例,从知情权视角出发,进而探讨调解保密原则与司法公开的冲突与调试。

互联网环境下的司法公开:挑战与反思

应互联网时代的变化,我国司法公开从内容、途径、效果上都有了重要发展。但目前尚存在对网络司法公开的价值认识有偏差、网络司法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存在冲突、网络信息平台运行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文章主张应理顺司法公开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关系,确定网络司法公开的边界、平衡网络司法公开中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同时应处理好网络司法公开与法官考核机制的关系。

司法公开制度实践及其完善——基于南京“彭宇案”而展开的研究

法院司法公开制度建设所取得的成绩令人鼓舞,但在实践中仍然有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其中突出的是司法公开制度建设上仍然存在的封闭性、单向性等现象,使得在现实司法实践过程中,所谓司法公开制度却不能有效构建起对外部信息或舆论的回应,这直接影响了民众对司法公信力的期盼。运用法律社会学方法,以具有典型意义的彭宇案为切入点进行分析研究,展现了彭宇案中当事人、媒体和公众以及法院的行动特征。法院判决没有错误,但在媒体的持续发酵中却不作回应,这与法院司法公开制度不完善密切相关。应建立法院与媒体合理对话的司法公开机制,加强司法公开机制的法治保障,构建包含信息发布机制和舆论回应机制等内容的交互性模式的制度系统,以完善法院司法公开制度。

司法公开向何处去?

司法公开是现代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司法公开从允许普通群众旁听案件审理和宣判起步,发展至今已形成全方位、多形态、立体式的司法公开制度机制。我国司法公开无论在公开内容上、公开方式上、制度机制上、公开效果上都取得长足进步。但是,在充分肯定我国司法公开成效、甚至不无软实力输出价值的基础上,仍然要明确,在信息化的背景下,面对民众、企业、社会日益增强的权利意识和信息需求,今后司法公开既要"不忘初心"完成规定动作,又要"与时俱进"适应新形势,发挥好司法公开的延伸和多元功能。

司法公开三题

目次引言一、司法公开的观念更新二、司法公开的制度变革(一)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对具体案件的讨论情况(二)上下级法院之间对具体案件处理的各种意见三、司法公开的实践提升结论引言狭义的司法公开限于审判公开,主要指庭审公开与判决公开;广义的司法公开则是指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方面的信息外,与审判有关的所有信息公开。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关于完善我国司法公开制度的思考——从利于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视角论之

司法公开具有维护司法公正、提升司法能力、树立司法权威等方面的重要功能,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程序保障。虽然公开透明一直是我国司法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但我国目前司法公开的状况与现代法治精神、公平公正司法理念和矛盾纠纷及时有效化解的实际需要等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尽快建立符合上述要求的司法公开制度体系,是当前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就此,应把握的总体原则是:一方面要坚持全面扩张,不断扩大司法公开的内容和范围;另一方面也要坚持适度限制,实现扩张与限制的动态平衡。

司法公开的审查和限制——以法官和媒体在审判公开中的角色为视角

审判公开是司法公开的核心内容,法院、法官与媒体在审判公开中扮演着主要角色,而对审判公开内容的审查和限制又是法院、法官与媒体关系的枢纽。文章选择以司法公开的审查和限制为研究视角,研判法院、法官与媒体在审判公开中的角色及其权利义务关系,剖析我国审判公开原则在实践运行中的问题及其原因,考察域外法上的可鉴规范,立足我国司法制度现实,提出司法公开审查和限制制度构建方案。

走向透明的中国司法——兼评中国司法公开改革

中国司法公开经历了2004年以前的庭审公开时期、2004—2008年的有限司法公开时期、2009年以来的全面司法公开时期,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司法公开的范围和方式已经渐趋完善,但还有很多规则没有建立起来。中国司法公开的趋势是:以公开为原则,限制不公开的例外;向新闻媒体公开,遵循媒体与司法关系的规则;注重电子形式的公开,将之增设为司法机关的新义务。必须出台《信息公开法》和《电子政务法》,将之适用于任何国家机关包括法院以及国家或地方政府资助的公共机构,从根本上解决司法信息电子化、其公开正当化、合理化的问题。

反思庭审直播——以司法公开为视角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大力推行和各级法院的积极实践之下,庭审直播作为司法公开的新路径并受到了广泛关注。无论是从域外经验还是本土实践来看,庭审直播都未成为司法公开的普遍形式。从法理角度审思,庭审直播与司法公开的根本宗旨存在冲突,难以成为司法公开的适当路径。从长远来看,应当在准确把握司法公开的本质含义、价值界限的基础上,探寻一条更加合适、有效的司法公开实现路径。司法公开的价值不应挤压、侵入其他价值范畴。司法公开不得影响法官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也不得过分暴露当事人的隐私和个人信息。司法公开的根本宗旨,是在有限时空条件下针对特定主体的公开。司法公开主要应当以一种即时化、概括化、静态化的形式实现。将庭审直播作为司法公开的普遍形式存在潜在风险,可能成为中国司法改革的误区。其法理上也背离了司法公开的经典定义,可能影响审判公正和独立,不宜作为改革的目标而推广,只能作为例外的情形。

裁判文书司法公开中的个人信息保护隐忧及排解

裁判文书的司法公开造成了当事人的个人信息权被侵扰的隐忧,现行法律却未规定相应的救济权。从性质上看,裁判文书属公共产品,有关行政、刑事以及公益诉讼等的裁判文书涉及国家利益及公共利益因素较多,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应当作为公共记录公开;而民商事裁判文书更多解决私人间的利益纠纷,与公共利益联系较小,具有弱公共性,可以选择性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应考虑在何种范围内、以何种方式公开,是否隐去裁判文书所涉及的当事人的相关个人信息等。裁判文书公开前,司法机关应进行详细的审查,利用技术手段对裁判文书中的个人信息进行处理,并赋予当事人异议权,是否采纳由司法机关决定。裁判文书公开后,司法机关可通过评查监督进行自我纠正,亦可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审查裁判文书公开是否存在瑕疵并予以更正。

国际准则视野下的司法公开

司法公开是国际准则中公正审判权的要求,也是公民知情权的要求。司法公开包括庭审公开和判决公开。司法公开有三种例外,即基于民主社会中道德的、公共秩序的或国家安全的理由不公开;基于诉讼当事人私生活的利益不公开;基于特殊情况下法庭认为公开审判会损害司法利益不公开。国际准则对司法公开提出了新要求,即应当最大限度地公开,以电子形式公开,鼓励司法机关向媒体提供信息,违反司法公开应当有救济机制。

论司法公开的深化

司法公开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心,经过近30年的司法改革,我国的司法公开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深化司法公开的今天,我国应当着重从听审请求权保障的角度思考司法公开的深化。为此,我国应当做到:公开庭审记录、当事人的起诉状、答辩状、代理人的代理词;进一步公开法官的心证;进一步公开法官的法律见解。

人民法院司法公开问题及其破解路径研究

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审判权的过程、结果应如何向全社会公开是我们必须积极面对并需要合理解决的问题。虽然在司法实践中各级法院均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来推进司法公开,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因此,针对中国目前的情况,我们必须从落实自由旁听、充分公开司法裁判依据及结果、定期公开司法信息等方面来进一步推进司法公开。

司法公开评估体系的机制创新

审判公开到司法透明度的演变过程是司法公开的内容、方式、程度扩张的过程。随着司法透明理念深入人心,在社会指标运动及法治指数的影响下,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随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纷纷探索设计司法公开评估体系以评估司法公开的水平。2013年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切实践行司法为民大力加强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若干意见》,为司法公开评估体系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更加注重司法公开内容的精细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强调司法公开载体建设的重要性。今后的司法公开评估体系建设将坚持司法公开中内容公开和方式公开并重的理念,并在现有对内容评估标准已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对司法公开方式评估标准的构建。

司法公开中的裁量及其统制

当前,我国的司法公开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对司法公开裁量理论展开系统的研究。同行政裁量不同,司法公开裁量具有主体的特定性、监督的匮乏性、范围的法定性等特点,并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法律规范状况、法官职业素养和公民权利意识等因素的影响。在司法公开裁量中,法官既要注重程序上的良好公开,也要注重裁判中的释法说理工作。为了促进司法公开裁量权的良好行使,还应当从立法的统制、法院的自我规制和社会统制等方面建构合理的统制体系。

论司法公开之度

司法公开是现代法治社会普遍遵循的一项重要司法原则。然而,司法公开给个人带来的必然是个人私权利被限制,其中最为突出的即对隐私权的侵害。从司法权的功能角度分析,司法权出于探求案件事实真相的本旨而追求司法公开并因之触及隐私,有其坚定的现实理由和切实的理论根据;而从法理上看,司法的被动性决定了司法公开必须以公民的个人权利而不是公共利益为前提。由此,庭审过程中司法公开和向社会的司法公开找到了其分别的限度。

司法公开的价值与配套制度

随着我国加入WTO,法律制度全球化又一次地提上了议事日程,而司法公开又是我国法律制度全球化的突破口。司法公开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与司法改革的三大目标——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和司法独立的关系上。目前完善我国司法公开还需要一定的配套制度。

信息公开的新领域——党务公开、防务公开、立法公开和司法公开

信息化已经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中国要和平崛起,就必须争夺信息资源的战略优势。为此,我国今后还应进一步推进党务信息公开、防务信息公开、立法信息公开和司法信息公开。

模式转型:新时期的司法公开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法院系统着力推进司法公开改革。然而,这轮改革所诉诸的策略与措施仍未摆脱传统司法公开的窠臼——在范围上仅限于审判公开;在理念上忽视激发公众的认知热情;在方式上过度依赖法院自身力量。针对上述缺陷与弊端,我国法院应当开始逐步推行司法公开改革的模式转型。英美法系各国方兴未艾的新型司法公开改革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看得见的正义:司法公开的理想、现实和未来

司法公开是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推行司法改革的重点内容。司法公开是宪法性原则,其通过规范司法权的正当行使,促进司法公正实现,推动社会纠纷的有效解决。在实践中,制度资源不足、公开范围有限、欠缺程序性规定、权利保护和救济缺失等问题,制约着司法公开价值的充分实现。制度化、内容全覆盖、形式多样化、区别性公开、公众积极参与等改进举措,将有助于构建和完善司法公开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