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司法现代化——20世纪20年代云南县司法公署开办考述

20世纪20年代,云南因财力、人才的匮乏,依照本土特点,改造了北京政府制定的县司法公署相关规定,用最少的投入构建独立的司法审判机构,以迎接法权考察团的考察。1925年,云南共计建立了12个县司法公署,大幅度增加了专业司法审判机构的数量,拓宽了基层审判管辖的覆盖面。尽管县司法公署简略组织状态并没能完全实施现代的诉讼程序,但其作为未来开办审判厅的基础,还是极大地推动了云南司法审判制度现代化的进程。

1927-1932年的湖北省司法公署初探

为巩固革命政权,武汉国民政府欲取消兼理司法制度。湖北省率先进行县级司法体制改革,1927年湖北省各县普遍设立司法委员公署(简称司法公署),由司法委员掌握审判民刑案件的大权,这种司法组织一直持续到1932年。这期间湖北省各县司法公署人事独立,不隶属政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崭新的司法机构,它是民国时期法制建设者们探索地方司法改革、力图设立独立的司法机构的重大举措。

民国初年云南司法现代化的推进及其阻力——以云南专职司法审判机构建立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初年,由于财政困窘、战事频兴和当政者的消极,专职司法审判机构开办进展缓慢,云南司法现代化曾一度处于停滞期。华盛顿会议之后,迫于来自收回法权的巨大压力,云南专职司法审判机构开办步伐加快,先后增办13个,云南的司法现代化也进入发展期。为了与中央争夺司法终审权,与现代国家司法体制不符的云南最高审判机构一直存在发展,阻碍着云南司法现代化进程。司法独立、收回法权是推进云南司法现代化的两大动力。地方行政当局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云南司法现代化的进程。

赵熙泰毕业证书

1923年,重掌云南政权的唐继尧摒弃县知事一人包办所有政务的传统,推行新县制,成立县参议会、行政公署、司法公署,改县知事为县长.唐继尧自认为这是“为地方谋幸福”的“新政”,并决定于1924年7月1日开始在昆明等八县先行实施.为此,云南省参议会决定成立“仕学馆”培训推行新县制人员,地点设在内务司署内,由内务司长吴琨、财政司长王九龄、行政司长唐启虞分别任正副馆长,教职员由政法学校和政府、财政、司法各机构的高级职员兼任.

民国时期县级司法体制之变迁——以江西省为个案

民国时期,县级司法体制以县知事兼理司法为主流,体现了行政兼理司法的巨大历史惯性,而审检所、司法公署,尤其是县司法处制度的实施,则反映了民元以来司法和行政分离的制度理想顽强成长的历史轨迹。以江西省县级司法体制变迁为个案,我们可以从历史的细微之处探讨民国时期县级司法体制的嬗变。

民国司法状纸

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就提出了强化司法的口号，但限于当时的局势，南京临时政府及其后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所采取的大量司法近代化措施均收效甚微，具备近代意义的司法制度形成已是在20世纪30年代。此时的中国可谓内忧外患，加上社会经济矛盾日益加剧，而大多数县一级地方政府尚未建立起现代法院机构，多以司法处、司法公署等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