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死刑案件更换律师的“司法利益”标准——以克莱尔案件人身保护令程序为例

在克莱尔案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面临死刑案件公平裁决和确保死刑判决终局性之间的冲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12年对克莱尔案件作出终审判决,认为在定罪后人身保护令程序中,死刑案件更换律师的标准应当和非死刑案件一样采用"司法利益"标准。死刑案件的终局性是"司法利益"的关键,死刑案件的公正性是"司法利益"的底线。

论沉默权规则的确立与限制——从刑事司法利益冲突与协调的角度

首先采用刑事诉讼法哲学思考的方法分析刑事司法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 ,认为一个民主、法治国家刑事诉讼中应坚持个人本位的法律价值观 ,因此应该确立沉默权规则。其次 ,分析刑事司法利益间存在着内在的协调一致性 ,得出限制沉默权规则的必要性。最后 ,对沉默权规则在我国的确立与限制作了构想。

浅析司法利益衡量的原则及其步骤

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手段，在应对各种利益冲突并进而缓和化解矛盾冲突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司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也随之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利益衡量的方法论构造——以司法性利益衡量为中心

利益衡量分为立法性利益衡量与司法性利益衡量,20世纪以来后者受到高度关注。但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有关司法性利益衡量的程序、方法、原则和边界等内在微观问题却鲜有问津。阐明这些微观问题对于深化人们对利益衡量之理解有理论上之重要助益。

性被害与司法的概念重构

围绕性被害为研究重点,我们建议从法律和公民社会二个层面建立广泛的司法机制来拓展被害人司法的含义,并制定健全的评价与对比方法。被害与司法模式包括以下三个要素:司法机制,被害情境以及被害人司法需求。司法领域需要新的方式对司法回应进行阐述和对比。我们应以传统和创新司法机制的概念取代报应和恢复性司法,并在赔偿、补偿、恢复等关键术语上达成共识。此外,应将性被害问题置于更广阔的情境或参照域中,通过关注性被害的不同情境,可以建立更系统、可靠的被害与司法实证基础。最后,在司法领域需要比"满意"或"治疗效果"等更清晰的标准来衡量被害人的司法体验。引入被害人司法需求(或利益)的概念可为评估和对比传统与创新司法机制以及理解被害人的司法预期提供新的前景与视角。

实现司法公正的困阻与对策

司法的公正性是司法的永恒主题，也是司法的 初衷所在和社会所终极追求的目标。但是，由于我国正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司法利益的局部化，司法独立的脆 弱性，司法体制的不科学，司法人员中的某些腐败行为 等，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司法的公正性．为此，本文从改 革法院管理体制，完善法官制度，强化职业道德等方面 进行了对策性的探讨。

海牙管辖权公约(草案)条件下的未决诉讼

不方便法院、最先受理与承认预期规则构成了未决诉讼制度的主要基础。由于其本身的缺陷 ,在现有的法律背景下 ,它们正在沦为歧视性工具或法院争夺司法利益的工具。《海牙管辖权公约 (草案 )》一旦正式成文并生效 ,将提供一种全新的法律背景 。

中国司法改革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实证与政策分析

中国的司法体系运作及其改革会影响多方个人与团体的利益，同时也受多方个人与团体的影响。组织研究的学者把这些个人与团体视为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如果将利益相关者的理论应用到中国司法改革的研究中来，则应将法院系统和检察院系统视为两个大型组织，并把司法改革看作这些组织的重大行动目标。依据相关理论，中国司法体系运作及其改革的诸多利益相关者可以被区分为主要利益相关者和次要利益相关者，前者又包含核心利益相关者与非核心利益相关者。法院和检察院系统中的司法人员是核心利益相关者，其根本利益受司法改革的直接影响，并通过日常的岗位职责直接影响司法改革的落实。对全国1748位检察人员的问卷调查表明了司法人员对于执政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本轮司法改革的基本立场。他们一方面表达了对部分改革任务的困惑与质疑，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因改革走向不明朗所产生的不安。而在表达机会得不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司法人员与其他一些利益相关者一样，会选择以沉默或者“用脚投票”的方式来应对。这导致优秀司法人才与社会精英的进一步流失，进而对改革产生负面影响。这种不能有效动员利益相关者参与改革的境况，正是司法改革“组织约束”的核心要素之一。为了使本轮司法改革取得更好的效果，可以借鉴利益相关者参与组织决策的“阶梯理论”，为如何在当前的政治语境下有效扩大利益相关者合理参与司法改革决策，提供一些具体的建议。

论英国2016年量刑指南的演变

在英格兰及威尔士地区,量刑指南及上诉法院判例成为治安法官或地区法官在量刑过程中除成文刑法之外,需要参考的另外两种规则。由量刑委员会制定的量刑指南以单行性文件为表现形式,囊括通用指南和具体罪刑指南两种类型,前者涉及量刑原则及制度等具有普适性的问题,后者主要关注具体类罪的量刑规则。除非法官基于司法利益的考量,量刑结果不得背离量刑指南所确定的幅度。同时,上诉法院通过制定量刑准则的方式对上述两种类型量刑指南进行补充和细化,此种准则具有司法判例的效力,且不受所谓"司法利益"标准的约束。但赋予上诉法院制定量刑准则权力的做法,背离了其适用和解释量刑指南、评估量刑偏离和解释量刑立法的职权定位。对此,量刑委员会计划于2020年实现对所有罪行制定具体的量刑指南,以改变现今量刑规则的二元结构。当然,目前上诉法院判例的作用仍然是无可替代的;同时应当承认,就指导量刑的重要性而言,量刑委员会优先于上诉法院。

公司社会责任缺失的法学思考

公司从社会获取资源和权益,运营正常与否和社会公共利益息息相关。公司的发展实践说明社会责任是公司必须承担的责任,承担社会责任是公司实现利益最优化的途径。然而,我国的大部分公司将营利当作唯一的目的,忽略了对劳动者的劳动保障,忽略了产品质量,忽略了消费者权益,忽略了对环境利益的保护。弥补公司社会责任的缺失即要强调企业法人的身份,又要明确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同时引入社会公众参与对公司进行监督。

刑事法律援助权的主体定位

鉴于被追诉人所处的弱势地位,各国以司法利益为依据,将刑事法律援助权的主体定位于处于贫弱境遇的被追诉人。而我国对刑事法律援助权利主体的限制过于严格,导致大多数有需要的被追诉人难以获得法律援助,有必要对能够获得刑事法律援助的主体进行准确定位并扩大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