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地方化透析

司法独立是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坚持与追求的原则,而我国目前日益严重的司法地方化倾向成为了司法独立实现的桎梏。作为一种司法异化现象,司法地方化对于法制统一与法治建设,特别是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造成深重危害。针对司法地方化的四大成因,必须采取切实举措对其进行遏制。

司法地方化的治理路径研究及创新——以文献分析为视角

破除司法地方化存有两条治理思路:一是针对产生司法地方化的直接原因变革现存制度障碍;二是通过司法系统的其他改革间接实现司法地方化的治理。当前学术界的关注点几乎聚焦于变革现存制度障碍上,然而该思路下的治理路径须以完善司法官以外的司法工作者人事制度、立法固定司法工作者薪酬制度、构建人民检察机关异地检察制度以及推进司法工作者处理案件终身责任制度等方式强化。忽视第二条治理思路无疑减少了防治司法地方化的路径,而由此可通过创新程序设计,如推进司法公开制度改革等,从侧面攻克司法地方化难题。

论司法地方化及其障碍排除

司法地方化表现在案件受理上的地方保护主义、案件审理中的地方保护主义、案件执行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中国不依法司法的传统和经济体制等两个方面的因素影响着司法的地方化。要克服司法地方化弊端,就应将现有“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司法保障体制改革为垂直管理。

司法地方化的难题及解决路径

司法权作为国家主权的一种,是我国规定的由专门机关行使的不受其他职能机关干涉的权力。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司法权受到了严重的桎梏,司法地方化即是阻碍司法权行使的一个主要因素。去除司法地方化,应实现体制上的完善,加强思想宣传和文化教育,避免司法人员来源的地方化,并加强法官队伍的建设。

司法改革视阈下司法地方化问题的消解

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是困扰我国司法制度的两大顽疾,特别是司法地方化的问题更甚,它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法治的统一进程,损害了人民群众追求公平正义的美好诉求。司法地方化问题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我们只有抓住重点、兼顾全面,司法改革才能顺利推进。消解司法地方化问题的措施主要有:改革司法管理体制,割断司法机关与当地政府的利益链条;提升地方政府领导法治意识,明确司法机关功能定位;提升司法能力,建立司法人员异地交流制度,化解"地缘"、"人缘"因素影响。

巡回法庭能否破解司法地方化难题

巡回法庭的设立及其运行在推动最高审判机关重心下移、破解司法地方化难题、促进司法公正高效便民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对此应立足巡回法庭的职能定位和司法实际需求,进一步规范巡回法庭的管辖范围及其与最高人民法院本部的关系,实现最高司法职权的优化配置。

軍亦吾之民:明末判例判牘中的衛所司法地方化

明初在地方設有對應正式行政區劃下辖百姓和審理都司衛所人口的兩套司法系統,並有“約問”制度以處理軍民兩涉案件。嘉靖後隨着衛所的衰敗、督撫及巡按的遍設,地方行政逐渐取代了衛所的大部分司法職能。衛所司法的地方化使得兩套司法系統演變爲以地方爲主,衛所爲辅,衛所淪爲地方司法的初審機構之一。司法地方化在不同區域表現有差異,内地舆沿海衛所表現明顯,而邊地實土衛所尚能維持基層司法的獨立性。

改革司法管理体制剑指“司法地方化”

《人民法院报》2013年11月17日刊登何帆的文章指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中，提出“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决定》这部分内容，剑指“司法地方化”倾向，是落实宪法关于“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重要举措。

论司法地方化问题及对策

司法权地方化现象在我国普遍存在,甚至在一些地区还比较严重。具体表现为我国的一些地方的党政机关及个人为了地方利益,无端干涉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阻碍其司法权独立的行使,进而形成一种地方性司法保护主义。这种司法地方化现象破坏了我国法律的权威、司法的统一、司法权的独立行使,造成司法审判的不公,引起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严重阻碍我国依法治国的实现。本文通过分析司法地方化的危害与产生原因,并给出解决对策,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司法“去地方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的证据

高质量法治是加快形成和发展我国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保障。司法“地方化”问题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是地方保护的一种体现,阻碍着市场资源有效配置。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便是中央为此所做的一项重要司法体制改革举措。本文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巡回法庭设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微观企业层面检验司法“去地方化”制度创新对资源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研究发现,巡回法庭能显著提高覆盖区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该效应在更易获得地方保护的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以及政府补贴倾向型企业中更为明显,但不会受到企业所在地是否是巡回法庭驻在地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市场分割程度、地区契约执行效率和企业投资效率是巡回法庭设立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机制。本文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论断提供了新证据。

司法如何去地方化:一个行动主义的治理路径

司法地方化是我国地方主义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内嵌于我国政治经济结构之中,治理难度较大。司法地方化的负面后果之一是诱发大规模涉诉集体抗争,亟待有效治理,但是,传统的制度主义治理路径效果不佳。作为一种新的探索,行动主义治理路径的要义是:在现有制度架构下,异地精英律师借助于中央机会机构和自身社会动员能力,能够在法治轨道内对地方主义司法行为形成有效约束,以防范、化解司法地方化弊病。三大因素塑造了异地精英律师的关键作用:自身精英资源,独立于地方权力,与案件利益无涉。这种治理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律师自主化改革与中央司法权制度安排,同时也以我国律师业的茁壮成长为基本条件。

论司法去地方化改革与人大的司法监督

党的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将司法去地方化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司法地方化在我国有复杂的历史和制度原因,司法去地方化改革与人大司法监督形成了紧张关系。在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应严格依照宪法规定,增强人大司法监督的实效性,同时又与司法去地方化改革相协调,使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可以通过完善人大司法监督手段和构建司法去地方化与人大监督的衔接机制来解决两者的紧张关系。

司法权地方化现象的成因、表现及治理对策

司法权地方化现象在我国许多地区普遍存在,个别地区还相当严重。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对我国司法统一原则和司法独立原则的破坏,损害了法制的尊严和权威。本文从司法权地方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入手,分析了这种现象的各种表现形式和危害,并提出了相应治理对策。

妨碍公正的司法地方化必须去除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诸多改革方略中，重要的一项是司法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将成为今后司法改革的重要课题。，

司法权地方化问题的形成与治理

司法权地方化问题是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点难题。司法权地方化是一个非规范性概念,旨在描述、总结、归纳司法权在运行当中出现的受到地方干预、影响、控制等一系列方式而导致的司法不公等地方化现象。司法权的地方化问题主要有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司法参与地方综合治理以及司法权被地方的个人和利益集团所垄断等几种表现类型。司法权地方化的形成主要通过法律之内的地方干预和地方权力通过在法律之外的各项活动事实上对司法权进行干预。我国司法权地方化问题在根本上是由于其违背了基本的司法规律从而使其成为我国司法改革必须重点突出面对的问题。司法改革的基本逻辑就是通过合乎司法规律的制度安排有效治理当下存在的司法权运行中的违背司法规律问题。

北京四中院：打破诉讼“生客场”消除司法地方化

随着一声清脆的法槌敲击声，2015年2月10日上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第一案”，对一起诉密云县政府安监行政批准案进行审理，密云县副县长郭鹏出庭应诉。

遏制司法地方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关于法治建设的表述是：“建设法治中崮，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市、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论我国司法去地方化改革的可行措施

我国司法改革虽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我国的司法地方化问题仍然存在,其主要表现为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对我国的司法公正与独立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本文将从司法地方化产生的原因入手,探究司法去地方化改革的可行措施。

论司法权国家化——以治理司法权地方化为视角

司法权地方化现象在我国普遍存在,一些地区还比较严重。司法权地方化突出表现在法院、检察院与地方党委、政府、人大等机关之间的关系中——法院、检察院的财权、人事权受制于地方。这种现象破坏了我国的司法统一和司法独立,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分析我国司法权地方化的危害和成因,并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