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场域中聋人语言权利的保护:困境与对策

聋人由于生理的特殊性,难以使用有声语言进行无障碍交流,很多情况下需要通过手语沟通。在司法场域中,聋人和司法人员之间语言上的沟通障碍是存在的客观事实。为彰显法律的正义,保证司法的客观公正,聋人在司法场域中享有的语言权利需要采取特殊措施予以保障,文章探讨了司法场域中聋人的语言权利及其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刑事司法场域内当事人和解程序的法社会学分析

对当事人和解程序的实际运行考察发现,其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异化。应用布迪厄社会学的"场域-资本-惯习"理论,将刑事和解作为一个独立的场域,对该场域内的各个行动主体进行资本和惯习分析,可以充分揭示各个主体的行动规律,发现程序运行中的问题。为进一步完善当事人和解程序,检察裁量权的运行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强化对检察机关所拥有的权力资本的监督,通过公共理性规制司法主体的权力行使。

司法场域的鉴定管理权争夺与厮杀——以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为中心

《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对司法鉴定场域的权力系谱作出了重大的调整,场域内的主体因权力的减损便动用己有的解释资源,通过该决定的模糊条款对司法鉴定管理权进行争夺,依此来扩张自己的权力领地,司法场域出现了司法鉴定管理权力的一场“厮杀”,引发了学者和国民对于中国司法鉴定法治化的担忧和疑虑。

冤案的发生过程及其防范——以司法场域运作逻辑为视角

传统冤案研究的主流逻辑是"如何伸冤"、"冤案总结"和"冤案防范"。对于"冤案总结和防范"来说,从司法场域的运作逻辑入手则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冤案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司法场域受权力场域支配,在于我国法院未能实现由传统社会治理工具向现代社会司法控制方式的转化。当今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厘定法院的性质、司法逻辑和功能定位,完善司法场域,确立规则之治,是防范冤案、实现法治化的基本路径。

论司法场域中法官谨慎言行义务的边界

司法场域中法官谨慎言行义务边界的合理划定与司法公信力的维系密切相关。从国际性条约和主要法治国家的相关规定来看,司法场域中法官谨慎言行义务集合中的可具化元素包括对未决或者即将发生案件评论限制义务和禁止单方面交流义务。从理论上看,对未决或者即将发生案件评论限制义务边界由时间限度、范围限度、内容限制三要素划定,禁止单方面交流义务边界则由规制主体、客体和例外性规定三要素廓清。我国对未决或者即将发生案件评论限制义务的立法存在时间限制规定不明确、案件范围限制存在立法疏漏等不足,有必要将对未决或者即将发生案件评论的时间限度设定在案件判决产生既判力之前,同时将法官对自己正在审理案件加以评论的行为纳入法律规制的范畴。我国禁止单方面交流义务边界的划定存在单边性信息携带者法定范围过窄、非联络性单方面交流行为缺乏规制等不足,有必要使用拓宽单边性信息携带者的范围、规制非联络性单方面交流行为等方式予以纠正。

司法场域对法律意识的再生产

以笔者田野调查的案例作为切入点,对法官角色与法律意识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正是在人们意识中构成的一些图式,为社会行动提供了命名或话语权力,并被运用于特定的场景和互动之中;而不同的资源结构和组合关系又导致法官案件处理的差异无所不在,法官角色也存在因案而异的行为逻辑,即面对什么类型的案子,采取什么策略,是法官对具有不同利益和社会背景的当事人、律师以及干预者之间互动作用的认识结果,也是案件利害关系人,围绕着审判权,如何去达到自己目标的博弈过程。在此博弈过程中,当事人的法律意识在敬畏法律、利用法律和对抗法律之间进行转换。研究结论,从社会的长远发展来看,法官角色必须由目前的纠纷解决型逐步向规则之治型转变。

意思自治的幻象与权力支配——司法调解中的当事人与司法场域

论文讨论的是当事人以及他所代表的社会场域与司法调解的关系,包括当事人与法律、当事人与司法权威、当事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并得出下述结论:司法调解实际上是以一种当事人对权力支配的不意识甚至是依赖为前提才得以完成的。也就是说,司法调解实质上是司法的供给与社会的需求之间的某种同源性造成的,它既不是法院或者政治领域的单方面强加,也不是社会的单方面需求的产物,而是两个历史相遇的结果。

司法场域的实证分析——以邱兴华案为对象

邱兴华案留下来的不应该仅仅是某个"片段"或某个"层次"的意义,如程序正义,它具有"场"的意义。本文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分析了邱兴华案在司法场域是如何展开的及其出现的偏离,并顺便论及了与司法场域参与者有关的几个问题,如"法律人可能的贡献"、"法院改革司法"等。

通过类案比较实现“类案同判”——以司法场域分析为视角

长期以来,法律适用不统一是困扰我国司法实践的现实问题,矛盾性裁判对司法公信力产生严重损伤。在此背景下,通过类案检索与比较促进“类案同判”成为最高人民法院积极倡导的一种重要方式并逐渐迈向制度化建构。在实践中,客观意义上的“类案”、实际运用的“类案”以及最终影响裁判的“类案”并不完全一致。律师等诉讼主体对类案运用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仅是类案检索与比较规则的遵从者,也是此种秩序的参与者和塑造者。基于司法场域的分析表明,律师深受法官提升审判效率、规避职业风险的理性行为逻辑影响,倾向于以简约化、差序性方式呈现类案检索与比较结果。若要高效检索和运用类案,需掌握类案检索的双重目标,即检索判例的权威性(目标Ⅰ)和判例借鉴的直接性(目标Ⅱ)。类案比较的操作原则主要体现为法院层级优先考量、时间因素恰当把握、审委会讨论重点关注、专业性和地域性综合权衡。揭示并阐述类案比较的实然状态,可以为实现“类案同判”提供现实进路。

还原沈家本:略论沈家本与晚清司法场域之变迁(1901-1911年)

沈家本是清末修律改革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但以往的研究受研究方法的局限 ,将沈家本描述成一个孤独的司法英雄和法学天才 ,显然 ,这与清末法制变革的历史真实相去甚远 ,也不符合沈家本的真实面目。运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 ,通过分析清末国家元场域与司法场域及法学场域等场域间的关系 ,从中揭示沈家本在清末修律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及晚清司法场域变迁的逻辑 ,还沈家本以本来面目。

司法场域中热点案件的事实真相认定:彭宇案的法社会学解读

彭宇案被演绎为转型社会的热点案件,客观诠释着其关涉司法法治生成结构要素的样本意义。彭宇案在事实真相认定的司法场域中具象化表征出参与主体的类型差异,一审和二审法院的场域资本在原被告之间呈现前后完全相反的态势变化。运用法社会学分析工具考量社会、职业和学术多维识别向度中热点案件的差异化区分特质,探寻关涉案件事实真相认定的司法法治生成社会动力学依赖发现路径。

内结与外结:清代司法场域的权力游戏

为了实现放权与集权的政治意图,清代中国根据案件分类管理原则而设计了自理与审转、内结与外结的制度。州县、督抚与皇帝分别构成了清代中国司法程序的三个关键环节,按照诉讼案件的轻重与性质,掌控着不同的司法权。通过这种模式,皇帝的专制集权得到了保障,哀矜庶狱以及慎重人命的司法理想得到了体现,地方官员的司法权力也得到了落实,由此形成了相对合理有效的司法权力的组织架构与运作方式。从司法实践来看,由于督抚占居了地方政府的枢纽位置,外结程序在一定程度上蜕变为地方官员规避中央政府司法控制的装置,出现了制度设计者意图之外的结果,成为督抚与皇帝之间展开旷日持久的权力游戏的关键原因。一方面清代皇帝反对地方官员通过外结策略摆脱司法控制,另一方面又时常态度暧昧,并在确保皇帝权威与维护秩序安宁之间寻求平衡。

司法场域中的非职业法官——一个初步的比较法社会学分析

非职业法官是当前法律移植和比较法研究的一个热点。以美国和德国为样本的比较法社会学研究表明,非职业法官的类型选择与司法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运作中面临的问题以及现实需求密切相关,司法权力结构则深刻地影响了非职业法官在审判中的表现。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完善也应当具有一种全面的视角,既要认真对待当前的现实需求,也应充分考虑改革的空间、司法权力结构的影响以及相关制度的完善。

论场域资本运作对刑事司法的影响——以布迪厄资本理论为分析视角

刑事司法实践活动实际上是被限定在司法场域之中的。司法场域的行动者依其在该场域中所拥有的权利或权力资本而被分层,其对活跃在司法场域各种形式资本的竞争,主要是围绕着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的话语权而展开争夺的。司法场域行动者对刑事司法过程的影响,是在对场域权力或权利资本进行不断地争夺、交换、整合过程中实现的。场域行动者的资本权重越重,资本能量越大,在案件事实确认与法律规范适用方面的话语权就越重。

当代转型社会的司法公信力重建——以布迪厄“场域”理论为视角

当前我国司法公信力危机有着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语境,应当将其置于当代转型社会司法场域中加以审视和把握。基于三种不同社会形态司法场域的比较分析发现,在现代西方社会和传统中国司法场域中,司法均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司法公信问题并不突出,处于"隐而不现"的状态。然而在当代转型社会司法场域中,司法公信力呈现出"岌岌可危"的状态,司法公信力问题逐渐凸显出来,成为制约当代转型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在于,在当代转型社会中,人们对移植而来的陌生的西方司法制度系统本能的排斥,现代司法未能有效化解转型社会的道德难题,以及其为追求司法中立性而将公众排斥在司法过程之外,缺乏有效的司法参与制度。面对当前"司法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的话语纠葛,应当凝聚共识,重申司法公共性面相,抓住当前正在进行的人民陪审制度改革和裁判文书改革契机,重塑司法的公共理性,从而提振司法公信力。

基层司法的多元面向——以布迪厄场域理论为分析视角

乡土社会司法场域并不是国家法律的单一运作,而是多种逻辑的多元面向,乡土逻辑在司法场域中的引入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司法场域的多元面向体现为权力的博弈和利益的均衡,权力的博弈和利益的均衡是决定乡土逻辑在司法场域中引入尺度的文化变量。

知识的力量：清代幕友秘本和公开出版的律学著作对清代司法场域的影响

清代刑名钱谷幕友的秘本及公开出版的律学书籍,对清代法律文化的发展和司法制度的正常运行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律学秘本和书籍的产生、传播及演变过程,揭示了清代中国的法律知识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这些训练有素的民间法律职业人士的著述和出版活动,并成为日趋商业化的热门专业知识。而刑钱幕友通过学习、利用和出版法律知识能获得巨大的社会和文化资本。刑钱幕友虽然处于正式官僚体制之外,但在清代政治体系中享有一种连皇帝也对之忧心忡忡的巨大隐权力,这种隐权力主要来源于幕友对法律知识的控制。研究清代幕友和这种隐权力,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深入分析清代中国司法场域和法律文化的一些重要特征。

法律的力量——迈向司法场域的社会学

一门严格的法律科学,区别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法理学就在于它把后者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一旦做出这种区分,那么这门法律的科学就立即使自己摆脱了法理学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关于法律的论辩。即形式主义和工具主义之间的论辩。

司法话语场域论

司法话语权,是司法话语权主体所拥有对法院司法审判过程的言说行为权,是司法话语权主体对法院审理、判决案件的司法过程所享有的表达其利益、主张与要求的话语资格。司法话语权主体,则是享有司法话语权的个人或集体。司法话语权主体行使司法话语权所形成的各种司法话语汇集的博弈场所,就是"司法话语场域"。

司法场域视野下刑事错案纠预机制之重构——基于典型错案的实证考察

司法场域是消解内部形式主义和外部工具主义对立的范式,理想的司法场域应基于主客体相互作用下的司法运行规律,以及正当程序、程序公开、程序理性和侦控审均衡化的法治理念。本文以司法场域的运行逻辑为视角,以近二十年典型错案的实证考察为切入点,将司法场域作为错案纠预的核心要素,论证我国错案的成因在于司法场域受行政权力支配或影响,在于公检法机关未能实现由传统社会治理工具向现代社会司法控制方式的转化。针对实证考察局限,提出依法治国须纠正错误的司法理念,确立证据裁判主义,克服司法行政化倾向;推动“庭审实质化”,防止正当程序形式化,完善“权利制约权力”等内外监督的多元复合错案纠预机制,以期减少错案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