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专利确权司法审查权与行政权的冲突及解决

我国专利确权制度因严格遵循行政、司法职权的绝对分立,产生了一系列实践难题,社会各界对此提出了质疑和批评。早期的理论认为行政行为带有主权性质而否定它有受司法审查的效力,行政行为效力的绝对性带有王权的色彩。现代行政理论正从崇尚权威转向强调服务社会职能,即行政行为必须实现它所服务的社会目的,因而行政行为的内容是可以变更的。基于效力性、专业性和对外法治建设的需要,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应具有审查专利效力的权力。为了避免平行诉讼中与行政权的过度冲突,法院只能在必要的情况下有限地审查专利效力,并且这种确权权力是相对的,效力仅限于个案。作为协同的制度,现有技术抗辩应限定于等同侵权领域。同时,在审查效力的认知标准、证据适用标准等方面,专利确权和专利侵权诉讼中的效力审查的标准应趋于统一。

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

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是各国政治体制中分权制衡原则的具体体现 ,也是司法监督行政权的重要方式 ,然而我国法律并未明文规定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我们应当从理论和司法实践的角度论述对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探求对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和健全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对策。

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权的平衡作用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在解决宪政体制的冲突中发挥了重大的平衡作用。从宪政结构的三个层面即国会与总统的关系、联邦与州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上进行考察 ,可以充分理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的平衡作用。这种司法审查权保障了三重分权 ,维护了宪政结构 ,促进了美国政治及政治形态的发展。

塞拉利昂独立司法审查权研究

塞拉利昂独立司法审查制度由对临时判决的司法审查、特殊矫正审查、司法撤销权、自主性司法审查四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有其各自的特点。塞拉利昂司法审查制度的核心是法院对法院判决的审查,其实质是法院对自身系统内部的纠错制度。

美国司法审查权的历史与现状

美国是一个具有二百多年历史的,按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原则建立国家基本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国家最高一级的审判机关。它长期以来一直自认为具有、并在实践中行使一种凌驾于美国国会、总统和各州政府所属各部门之上的司法审查权。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是在与行政权、立法权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中逐步完善、发展起来的。本文试图就它的确立、发展过程和现状作一扼要的介绍和分析。

中央立法审查权与香港司法审查权的潜在冲突刍议——以香港基本法第17条发回权条款不确定性为视角

央港关系的矛盾在基本法世界中具有普遍性。作为一种宏观的政治构想,"一国两制"事业的繁荣发展有赖于人们运用法治思维,在基本法实践过程中积极正确地对待央港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步加以推进。香港基本法第17条在处理中央立法权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立法权的关系中具有枢纽地位。由于规范结构和立法原则上的深层规限,其第3款设置的中央立法审查发回权条款在启动理由和运行程序上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酝酿着中央立法审查权和香港特区司法审查权的潜在冲突可能。中央立法权与香港特区自治立法权的划分是一个难点问题。厘清发回权条款的规范疑义及其法律效果,明确中央立法审查权的主导地位,可将长期受到遮蔽的中央立法审查权与香港司法审查权之间的潜在冲突消解在萌芽状态。

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审查权”之初探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7、18、19条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司法自治权,包括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但是这种自治、独立的范围从未得到明确的界定。这使得香港回归后,其与中央之间就司法独立而产生的摩擦冲突不断。其中争议最大的便是香港法院是否有权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从1997年的马维騉案①,1999年的吴嘉玲案②,到2000年的庄丰源案③,2010年的中铁刚果案④,这一争议不断趋于白炙化。

试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审查权

在起草我国行政诉讼法中，产生一个不可回避的法律理论问题，这就是法院对控告行政机关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政府规章、决定、决议、公告、命令等抽象行政行为、违反宪法、法律、或行政法规，侵害起诉人的合法权利的案件，是否受理和如何审理的问题。对此，法学界争论不一。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我国人民法院对政府是否具有司法审查权的问题。

司法审查权是实现美国分权制衡政治的可靠保证——西方政体可借鉴性思考之一

美国是第一个实行分权制衡原则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实行这一原则最彻底、最典型的国家。在美国分权制衡政治格局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特殊的地位主要来自于它掌握一种特殊的权力——司法审查权,也叫违宪审查权,即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宣布国会、总统和各州的立法违宪而无效。这实际上是一种改变宪法的权力,是凌驾于国会、总统和各州政府之上的特权,是“全世界各国法院绝无仅有的权力”。确立行使这个权力的结果,使美国宪法所规定的分权制衡原则得到真正实现,同时也使美国政治二百年来一直稳定至今。因此,本文试就这个权力的产生、实质和作用作以初步的探讨,同时找出于我国目前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可借鉴的东西。

论我国法院对涉外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权——论对裁决的撤销

关于裁定裁决"不予执行"和"撤销裁决"是我国法院对仲裁实行司法审查监督权的两项基本法律制度,该制度由《民事诉讼法》及《仲裁法》作出规定。两项制度在管辖法院、申请的期限以及产生的法律后果等方面均有很大区别。对此给予明确的认识,才能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行使法院的两项监督权力。尤其是《仲裁法》中的"撤销裁决"制度,赋予法院一种根本性的干预权力,这一权力的行使将产生一系列值得研究的法律问题,诸如:撤销裁决对裁决执行的影响;重新仲裁、部分撤销仲裁裁决的问题以及撤销之后当事人如何补救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可以正确把握对仲裁施行司法监督的力度与限度,使之科学而有效。

土地征用纠纷的司法审查权

司法机构应当审查土地征用纠纷的合理性及具体适用原则。在现行法律环境下,人民法院在实践中倾向于不受理土地征用纠纷。这导致纠纷的搁置与延期,使利益冲突长期悬而不决,方便土地征用权滥用。司法机构的介入为检验征用补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供了客观中介,有助于改善被征用土地的定价系统、减少土地权属流转中的磨擦。通过立法确认司法救济的上述功能最终有利于实现土地征用的社会效益。

论欧盟法院的司法审查权

一般认为,欧盟法院(the court of Justice of European Community)作为欧洲联盟内的司法机关,其主要职能是审判欧洲联盟内各成员国之间以及各成员国同欧盟机构之间的法律纠纷。事实上这种认识是片面的。相对而言,欧盟法院更注目于对欧盟范围内的有关机构的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即对欧盟议会(the European parliament)、欧盟理事会(the EutopeanCouncil)、欧盟委员会(the EuropeanCommission)以及成员国(the member state)作出的法令进行司法审查。因此,在这方面,欧盟法院实际上起着与大陆法系的行政法院类似的作用。

关于香港法院的司法审查权

至今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已历经十年。香港回归的十年,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付诸实践的十年,是按照这一伟大构想制定的香港基本法实施的十年。"一国两制"、香港基本法、特别行政区制度都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十年路程中风风雨雨,也在情理之中。如何对香港基本法实施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总结,在未来的发展中继续保持香港社会的繁荣和稳定,是在香港回归十年的今天我们需要做的紧迫工作。本刊特约请对香港基本法的实施有所研究和关注的几位学者就香港基本法的实施发表自己的见解,与读者共同思考这一重大课题。

对话式司法审查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实践及其前景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行使司法审查权时,尤其是审查涉及人权保障立法的场合,常常秉持司法能动主义。这不仅使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很可能演变为政治纠纷的裁决者,而且客观上也可能改变《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既定的权力结构。尽管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是否享有司法审查权及其司法审查权的正当性一直存在质疑,但司法审查的实践已经客观存在。立足于这个事实,本文提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可以在对话理论的基础上行使司法审查权,以达成克制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过激的司法能动之目的,使司法审查权成为配合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解决问题的一种制度方法。

香港法院的司法审查权

香港原来的司法审查制度类似于英国。香港回归祖国后 ,在香港基本法的框架下并无“违宪审查”发展的空间 ,因此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无权审查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是否违背香港基本法。

论行政裁量权的司法审查标准

随着行政权的日益扩张,如何对行政裁量权进行司法审查显得尤为迫切。司法机关有必要对行政裁量权进行审查,但司法审查不是无限制的,只有当行政裁量权被随心所欲地独断使用从而导致违背立法意图时,司法机关才能对它加以限制。为对行政裁量进行有效规制,需要设计适当的审查标准。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

美国宪法没有关于司法审查的明文规定，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是在１８０３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Ｍａｒｂｕｒｙｖ．Ｍａｄｉｓｏｎ）一案中确立的。自此以后，最高法院就利用手中的这个武器，对国会立法和总统行为不断地进行合宪性审查，从而担当起了宪法捍卫者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