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功能性限定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基于专利行政审查和司法审理两个阶段的比较分析

专利行政审查和司法审理是发明寻求专利保护的前后两个阶段,由于这两个阶段各司其职,其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在内容上也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同一项功能性限定的权利要求在行政审查阶段和司法审理阶段所确定的范围有所不同。本文从实际案例出发,以功能性限定的权利要求为切入点,以司法审判案例为桥梁,分析司法审理和专利行政审查中的差异,探寻功能性限定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解释标准执行一致的有效方法。

洛克比空难事件开始司法审理

今年5月3日,设在荷兰前美军蔡斯特军营内的一个临时法庭正式开庭审理洛克比空难事件,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来自世界各地190多家新闻机构的记者、100多名原告和被告方证人及近千名死难者亲属到场等候法庭对洛克比空难事件的裁决。

清代女性自杀案件的司法审理与性别隐喻——以巴县档案为中心

学界对女性自杀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与贞洁相关的自杀行为,对于贞洁原因之外的自杀行为则关注甚少。清代巴县档案中的86件非贞洁类女性自杀案件,记录了那些因家庭琐事而自杀的中下层女性,她们看似难以理解的自杀原因背后,往往体现出其较低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以及难以摆脱的生存困境。夫家亲属、官员往往对女性自杀持不解和反感态度,认为她们的做法有亏妇德并诱发了不良社会风气。尽管女性自杀多属“无判罚”类案件,但报官并履行司法流程对家属而言还是非常必要的。当因不关注导致的不理解使清代男性以及家庭长辈无法对女性自杀行为给出合理解释时,他们往往将其归咎为“遭遇邪祟”,这也是女性自杀问题在社会和司法层面蕴含的深刻而独特的性别隐喻。

清代州县佐杂官司法审理权探析

清代长期规定州县佐杂官不得擅自受理诉讼,但在实际行政过程中,或由上司、正印官批委,同城佐贰官临时拥有审理某些轻微案件的权力;或由朝廷批准,一些分防佐杂官长期拥有除命盗重案以外的司法审理权。自雍正朝起,由督抚奏请、朝廷同意而设立分防佐杂的公文,是为某一官缺或某一批官缺制定的规章制度。分防佐杂官的司法审理权源自这些公文中的规定,而不是《清会典》《吏部处分则例》等法典中的条文。

法院如何引俗入审——以哈萨克族彩礼返还纠纷的司法审理为考察对象

基于寻找习惯法研究在知识和理论上的增长点这一目的,以哈萨克族彩礼习俗的历史变迁及彩礼返还纠纷案件审理的司法指导意见为考察对象,分析民族自治地方司法机关对待彩礼返还纠纷的取向,即更为遵循现代婚姻司法原则,更有悖于传统习俗,同时部分结合当下的社会习惯,道德化取向明显。司法机关对于习俗的运用极为"审慎"和"务实"。因此很难有习俗广泛运用于现代专业化司法的理论预期,但不否认习俗在基层司法调解过程中被广泛应用。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二元司法审理模式的形成与变迁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二旗的驻牧地是典型的农牧交错、蒙汉杂居区域。清政府在此处设理事同知与通判,隶属山西巡抚,由原来以蒙古都统为首的一元管理体制演变成都统与山西巡抚共同管辖的蒙汉双重管理体制。绥远城将军设立之初,并未过多参与到归化城土默特二旗的事务中。乾隆二十八年(1763),清朝裁撤归化城都统,土默特二旗正式由绥远城将军辖制,从前双重管理体制中地方最高权力的主角也从“都统—巡抚”向“将军—巡抚”转型。通过梳理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司法审理中蒙古官员与同知、通判以及都统、山西巡抚、绥远城将军之间司法审理权的变化,可以揭示该地区二元司法审理模式的形成与变迁。

论女性平等就业权案件审理之法律适用

自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将“平等就业权纠纷”作为独立案进行审理以来,我国在女性劳动者权利保护方面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保证女性在社会生产中独立的人格及地位,对劳动力市场稳步健康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对平等就业权纠纷案件进行审理的过程中,法院采用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由于劳动者与用工单位地位上的不平等性,原有的审理模式可能无法满足对女性劳动者损害的弥补。因此,对原有的审理模式给予建议,筑起女性劳动者就业权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对实现真正的就业平等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民间借贷利率调整之间的司法考量

近10年来,普惠金融为长期遭受传统金融排斥的群体提供可负担的金融服务。但是,今天我们却发现普惠金融在民间借贷领域利率日趋高涨,也给借款人带来了较重的经济负担和生活压力。为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高利率带来的究竟是金融福音还是金融陷阱。本文就是否要下调民间借贷利率问题展开讨论,分析了近期两种观点,从司法角度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什么样的机构才可以颁布民间借贷利率下调的法令?如何科学确定民间借贷利率?文章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帮助司法机关在处置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时寻找到理论依据。

艺术法与立法程序的公正

“艺术要立法”是我在《艺术领域的法律态度》中的一次呼吁,因为在艺术领域,我们看不到法律而只看到行政文件,甚至有些文件都是以内部文件为由拒绝对外公开并只提供给艺术机构内部掌握和遵守的,这种内部文件意味着既没有政府与艺术机构的分离,也没有以法律为中介的司法审理。

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别居案件审理研究

别居是国民政府在抗战前十年(1927～1937)构成婚姻关系的三种类型之一,它的产生不仅是社会转型的产物,更体现出转型期间司法部门因应形势作出的努力。国民政府在立法中虽未对别居制度进行具体设计,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对此类案件作出了审判。虽然其间还有某些不足,总体上却维护了女性权利,不仅为此转型时期中国婚姻关系提供了一种较为合理的存在形式,而且为同居向离婚过渡提供了一种存在方式。

行政复议制度改革的地方实践和立法建议——基于《行政诉讼法》修改对行政复议制度的影响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长久以来存在诸多问题,新修改《行政诉讼法》的施行对行政复议制度又产生了明显影响,复议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亟待改进。山东省遵循行政复议工作规律进行了系列大胆探索,总结了一套相对成熟的改革经验。当前应加快行政复议修法进程,重构行政复议制度体系,将集中复议权改革成果及时固化,确定复议、诉讼并行选择机制,围绕复议决定建构起严格科学的司法审理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