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司法尊重(judicial deference)原则——兼论与司法谦抑(judicial passivism)的关系

司法尊重原则基本上是以Skidmore案、Chevron案和Mead案为线索发展形成的,它解决的是法院应秉承何种原则应对行政机关对其负责执行的法律做出的解释的问题。从根本上讲,司法尊重体现了法院对其自身不足的清醒认识和对民主的适度尊重。虽然表面上看来司法尊重与司法谦抑存在高度的相似性,但二者在性质上却存在着根本区别。归根结底,司法尊重扎根于司法谦抑的态度和原则,是对司法谦抑理念的一种折射。

判断余地视域下行政司法审查的现状与反思

判断余地的宪政基础是权力分立原则演绎而成的行政保留理念性,其作为行政机关最终决定权的一种,现已在德国的理论与实务界获得了广泛认可。我国目前虽未在行政司法审查中明确引入判断余地理论,但却在具体个案中存在相似的情形。我国采用的是“全面 + 例外”的审查模式,原则上对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在行政行为涉及预测性、不可替代性、专业性、合议性等例外情况下赋予部分尊重。但在高教案以及医药领域等存在司法尊重过度,一定程度上以专业性进行司法规避。针对行政司法审查适用判断余地的表里不实等问题,需要从司法审查技术与行政自制多方面入手进行制度重构,合理协调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对判断余地的范围予以严格限制,保障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权。

政策形成与司法审查——美国谢弗林案之启示

在现代社会中,为促进公共福祉、实现公共任务,各国都力倡行政机关以积极能动的态度参与公共政策的形成。因此,行政机关具有了一定的法规范解释权,在合作主义模式下,行政机关合理的解释将受到司法机关的尊重。美国谢弗林案确立的司法尊重原则的内涵在于促进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自主而互动、分工且协作,最终实现宪政目标。

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专业认定的尊重及其审查

德发公司案为探讨法院如何对待行政机关法律适用过程中的专业认定提供了契机。法院对行政机关专业认定一般应给予尊重,主要缘由在于行政机关固有的专业技术判断优势、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中的裁量以及行政诉讼司法谦抑原则的内在要求。法院对行政机关专业认定的必要审查,既有比较法上的经验,也与我国国家权力之间的分工及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息息相关。从司法审查技术策略上看,行政专业认定是否合乎程序正当要求、是否明显不合常理、是否构成滥用职权是三种基本标准,法院在此过程中应当把握好必要尊重和有限矫正之间的平衡。

生物多样性行政不作为的司法审查

中国司法实践面临着生物多样性相关立法分散、规制目标不明确的现实困境。法院在审查生物多样性行政不作为案件时,对生物多样性损害的审查欠缺针对性;在对行政不作为是否违法的判断中,法院的司法审查内容不全面、审查强度不一致,通常倾向于采用结果标准,以生态环境损害的实然结果作为判断行政不作为是否违法的标准,这种高强度审查方式客观上违背了职权法定原则。因此,对于生物多样性行政不作为司法审查的完善,应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司法证据,以保证全面且有针对性地审查生物多样性损害;应采取过程性审查方法,对行政不作为中的裁量行为进行全面检视来判断行政不作为是否违法;同时以司法尊重原则为导向合理调整司法审查的强度。

我国行政解释司法审查标准刍议

现代行政国家及其行政机关所特有的专业知识及其专业领域内的政策形成功能,使得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对法律问题的解释有最终决定权的理论已经不能适应现代行政国家的法治发展需要。分析我国行政解释司法审查判例,结合英美司法尊重原则,可以发现我国行政解释司法审查所采用标准之利与弊。我国行政解释司法审查标准之理性选择,是提高行政效率和公共政策质量、实现行政法治的可靠保障。

论国家公园“保护优先”理念的规范属性——兼论环境原则的法律化

纳入环境法基本原则范畴的"保护优先原则"面临着法律解释和规范构造上的难题,作为国家公园基本理念的"生态保护第一"亦同。由于国家公园制度在目标定位和所蕴含的环境利益上的多元性,"保护优先原则"规范内涵的付之阙如所带来的适用困境在国家公园管理领域体现得尤为突出。尽管环境原则本身具有强烈的非法律化特征,对保护优先进行简单政策化处理将会低估这一原则的规范功能。美国国家公园立法并未赋予自然保护压倒性权重,而是采取了自然保育和公众享用并存的"双重授权"的权衡路径,在法律适用中以"行政裁量"和"司法尊重"为核心的话语体系为不同的法律解释路径提供了持续动力和隐蔽空间。我国应为国家公园资源的不同使用方式赋予不同权重,通过合目的性和兼容性检测形成位阶序列;借助损害标准厘清保护优先原则的规范构造,充实下位法律规则和具体制度构建,通过细化规制结构促进该原则指导实践功能的落地。

浅议监管型国家中的行政法规范解释

"监管"是现代国家为了应对市场失灵而发展出的政府治理模式。在监管国家的背景下,行政法解释权的分配以及解释的"背景规范"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美国背景规范转变理论的社会、政治环境与中国迥异,不宜直接适用,但是其精神却值得借鉴:利用政府反映民主,增进个人自治、福利与平等,并且下放权力,保障市场的灵活性、适应性与生产潜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监管国家的治理效果。

诉讼过程中行政行为的主动撤销——从《行政诉讼法》解释第90条第3款出发

史善芝诉郸城县公安局一案反映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第3款存在的问题,即行政机关在诉讼中主动撤销的行为是否对重作的行为具有约束力,文本的模糊性导致理解歧异。从体系解释而言,该款解释应该适用于法院审判之后。而主动撤销不当行为是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内在要求,这种撤销权在司法权与行政权的配置下应该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权力。针对诉讼中存在的滥用主动撤销权的情况,现有的法律赋予了相对人及法院一定的救济及监督权,但对于诉讼外的主动撤销行为仍需以适当方式予以规制。

尊重与制衡之间:税法裁判中司法对行政解释的尊重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涉税行政诉讼的不断增加在增加纳税人权利救济概率的同时,也给涉税司法裁判的专业化提出了挑战。囿于税收事项的复杂性和技术性以及大量税法不确定概念的出现,法院在审查税务机关针对涉税事项作出的法律解释和事实认定过程中,倾向采取保守、被动态度对税务机关的行政解释和自由裁量进行直接吸收,很少直面纳税人的诉请,即对税务机关作出的决定进行必要的司法审查和监督。法院对争议焦点的模糊审查或不作为降低了纳税人对交易行为的预见性,使纳税人权利频繁限于危险境地。因此,审慎确立司法对税收行政解释予以尊重的范围和标准至关重要,有必要通过完善税收授权立法、推动涉税审判的专业化和提升税收行政解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为司法尊重原则的行使确立必要界限,不断丰富和完善我国税收司法审查制度。

公益保护行政执法与公民诉讼的平衡

美国国会在环境法规中纳入公民诉讼条款,形成由联邦环境保护局、州和私人公民组成的多方执法框架,共同推动环境法规目标的实现。为避免多方执法可能导致的执法重复和冲突,国会对公民诉讼设置了"勤勉执法"限制,但并未对此具体界定,交由法院在个案中认定。法院综合考量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公民诉讼的立法历史等因素,结合具体案件对行政机关执法活动进行认定。公民诉讼勤勉执法限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表明,国会及法院在公益保护上努力寻求行政机关执法与公民诉讼间的平衡,这对中国深化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过程中处理司法权、行政权及公民参与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启示。

突破与保守:香港终审法院涉福利权案的审理思路及其新进展

"孔允明案"是香港福利权司法保障历程中的标志性案件,该案充实了《基本法》第36条"福利权"的实体内容并将通常仅运用于涉及公民与政治权利案件的审查标准,即将"比例原则"纳入案件审理的考量之中,创风气之先。然而,本案奉行的谦抑司法哲学,要求法院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公共政策的形成能力以及由此作出的合理判断予以充分尊重。因此,本案对香港现有社会福利制度和政策的冲击必定有限。所谓"司法能动"、司法干涉行政决策、借司法之力推动香港福利社会的形塑更是言过其实。